中国共产党注重从制度上建党、治党、管党,特别是在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和开启新的奋斗征程的历史起点,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把推进制度建设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针,是推进党的制度科学化的重要举措。

自2004年国务院提出要进行京津冀地区规划编制以来,关于在这个区域如何实现合作发展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京津冀区域合作出现的产业集群新变化,提出应以产业集群为基础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并就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合作提出了从整体上进行空间调整再造的新建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积极、有效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拓展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辨析。其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科学地梳理和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识价值的关系,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其二,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价值观"核心"与"非核心"的关系,充分地认识到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乡村何以实现有效治理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当前各地围绕乡村治理的探索中,介于官方与民间的新型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逐渐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乡村治理职能。通过广东云浮市乡贤理事会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型社会组织解决了政府纵向治理能力不足和社会横向治理能力缺失的问题,使乡村的治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对于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危机和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立足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明确地认识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从制度建设入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思路,极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邓小平把制度建设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当代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崛起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如何理解21世纪中国复兴的本质内涵?这构成一道"中国谜题"。解开这一谜题需要转换视角。从"文明"视角看,中国的复兴是实现中华文明的复生,这意味着向传统文明的复归、各种文明的复合以及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新文明。实现文明的复生需要超越诸多观念与利益的羁绊,推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转型,在克服阻力中解开中国谜题。借助于文明的复生,中国将重新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地,展现泱泱大国的万千气象。

本研究基于北京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特大城市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论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的比例相对较低,造成较大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流动人口基数大,潜在发生的风险较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农民工具有参与利益受损型集体抗争的习得性风险,过去参与抗争的经历会提高再次参与抗争的社会动机;工作中遭受到的不公经历、在同一城市形成的同质性"强关系"纽带以及居住时间的逐渐延长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抗争意识;工资越高、城市中的异质性朋友越多,越易于消解其抗争动机;农民工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即在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的信任差越大),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意识就可能越强。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以巨大的革命勇气和严谨的求实精神,从思想和理论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中国人民从旧的传统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所进行的伟大实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充满鲜明的时代性,体现深刻的创新性,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宝贵财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在腐败治理目标、治理定位、治理结构、治理路径、治理程序和具体治理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谋划和新举措,逐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实现了腐败治理目标创新;将腐败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腐败治理定位创新;建立"政党主导共治型"治理结构,实现了腐败治理结构创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实现了腐败治理路径创新;严密程序、规范流程、解决"灯下黑"问题,实现了腐败治理程序创新;以"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实现了腐败治理方法创新。

全盘私有化的产权制度会导致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这种制度已病入膏肓,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已不再是全盘私有化的产权制度,而是向新的产权制度过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能够克服全盘私有化产权制度所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即适应于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必然和历史趋势,也适合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并且在实践中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