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难能可贵的成果。毛泽东探索走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想的基本要点:一是必须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紧紧围绕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二是必须遵循一个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三是必须确立一个正确的立论基础——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四是必须坚持包括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在内的全面建设,同时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交流。五是必须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六是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从1957年起毛泽东的探索陷入迷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成功实现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飞跃。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马克思的时间范畴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其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意义。以时间的节约和生产为线索,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置于社会三大形态中来考察,通过社会时间和人的发展关系的历史演变,剖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性,有助于理解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现代化理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体力量。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中,党的建设也要随着时情、党情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党的建设时代化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各个方面。推进党的建设时代化,必须结合于党的建设重大举措,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民营企业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蕴藏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的种种因素,使中国民营企业家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本生成路径。中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建构水平。本文试从制度环境角度探讨我国民营企业家社会资本生成的本土化路径。
本文以全国性调查数据为依据,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剖析,并得出结论认为:(1)中国的认同阶层与客观阶层区别较大,农村居民认同于上层阶层的比率反倒大于城市居民;(2)影响认同阶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即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决定了认同阶层的归属;(3)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打开了农民阶层进入工人阶层的通道,但城市上层阶层的开放性特征尚需提高;(4)从阶级阶层的代际继承上来说,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有机会进入非农阶层就业与生活。中国正逐步从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城市市民为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管理的重点,也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逐步增强城市社会的融合能力,使进入城市社会的新阶层有更多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是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党对两大历史任务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明确提出了在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西方激进民主理论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建构激进民主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本文从方法论、本体论和历史观三个维度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的理论特征、基本内容和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刻剖析,批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两个"伟大工程"的简要梳理,阐明两个"伟大工程"的创造性,指出两个"伟大工程"的创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坚持了以下原则: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以总结经验为基础认识党建规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发扬民主做到实事求是;以辩证法为指导防止错误倾向和偏差;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和外国政党治国理政有益经验。
创新在基层、活力在基层、根基在基层。加强基层党建科学化问题研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是不断因应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任务,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必然要求。本文试从加强组织覆盖、创新党建载体、规范组织运行、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服务保障地区科学发展五个方面总结近年来北京市石景山区基层党建工作情况。
以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与非农化水平为尺度,本文对北京郊区城市化现状的实证分析表明,京郊的城市化水平较过去提高很多,但相对于北京城区、上海郊区的城市化水平以及京郊的工业化水平仍是滞后的。农村人口向城区的转移性差、郊区居民的过度分散居住与人力资本的素质严重影响了北京郊区城市化的进程。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加强新城建设与促进居民居住的集中化,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人才,可以有效地推进北京郊区城市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