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转型要以公共服务为基本目标,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需求变化对政府改革提出的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仅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体现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它意味着政府应根据公共需求定位自身的职能,意味着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体现着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伦理理念。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政府公共服务作为一种伦理文化,它的建设必将对整个社会的服务文化产生影响。政府应加强公共服务文化建设,引导社会服务文明水准的提升。

人们在培育创新精神的过程中常常会在潜意识中遇到来自传统文化内在的阻力。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负作用?本文从传统文化特有的消极影响入手,对其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为培育创新精神构建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社会分化趋势加剧,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要正确处理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就要认识和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新特点,社会矛盾的主体,社会矛盾的焦点,社会矛盾的表达,社会矛盾的互动。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正确处理新形式下的社会矛盾,都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涉及四个方面: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信任的重建。

文化是考察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不仅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进行交往与合作的催化剂,而且构成了当代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和特殊领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合作的规模、水平与模式。东北亚是一个在宗教、语言、民族等方面都体现着文化多样性的地区。这一方面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合作的多样性与层次性,另一方面也为该地区的合作增加了障碍。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应该建立在异质文化的跨文化认同、同源文化的现代化建构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消融,不同社会制度间的信任,经济合作等方式推动跨文化认同。同源文化的现代化重构过程也会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重大课题。我们时代的总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从理论上给以回答。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需要不断破题。那么,社会主义怎样才能破题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继承者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线索,关键是做好三个“坚持”。

越南与中国同为亚洲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有着大体相似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也大体相似: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为方向;稳定为前提;共产党为领导;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民主为目标;依法治国为方略;循序渐进为方法。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不同,中越两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有一些差异:代议机关的常设机构层次不同;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产生方式不同;政党制度不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不同。

传统荣耻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以“八荣八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传统美德与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良好道德支持和精神动力。

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理论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又包括适合我党党情的党的建设之路,国家发展道路与党的建设道路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理论出现了协商民主的转向,这个转向基本上是针对代议民主的缺陷而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模式。协商民主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运用空间。通过对其概念和缘起的分析不但可以理解其理论实质,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它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而言,又分为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邓小平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口号系统和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