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否应该在追求利润的经济目标之外还要服务于一些公共目标,这是国有企业理论研究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其实质是反映了国有企业经济责任与政策责任之间的内在冲突。国有企业政策责任是指国有企业担负的执行政府一定公共政策的责任,它来源于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属性。国有企业的政策责任不同于企业社会责任,它是政府股东而非政府股东之外的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国有企业完成一定公共政策目标的责任要求。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与政策责任之间存在冲突,这一冲突揭示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是将国有企业经营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综合绩效最大化。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与政策责任的关系进行合理区分,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重要前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认知框架不同,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我国政府始终强调结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这也引起了理论界争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澄清这一争议并建立清晰认知的哲学基础。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措施,必然要反映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中国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结构化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制度化的结构特征和区域结构差异,这决定了结构优化成为宏观调控目标设定上的合理化选择。从历史经验和实践反思来看,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宏观结构优化应当成为国家战略、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总体取向。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结构问题的表现更为复杂,宏观调控应该继续笃定结构优化不放松。

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也是党的政治优势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就在于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永葆先进性,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新形势下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是,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党章,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恪守"三严三实"标准,终身加强党性修养。新形势下加强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是,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理论素养、道德与法治素养,培育优良作风,提高文化知识素养和切实守纪律讲规矩。新形势下加强党性修养的途径方法,包括党员自身的深学、细照、笃行和党组织的培养、教育、管理、监督。

文化产业既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文化产业在体现资本本性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文化责任,其首要目的不是物的增殖,而是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与全面性。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本性遮蔽了文化责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文化产业这一手段,这不但关系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关系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关系到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看待文化产业,既要实现资本的经济目标,更要实现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根本目标。因此,必须使文化产业的社会责任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主导力量。

政策试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模式。政策试验的成败直接影响我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前景。本文认为政策试验运行失效的直接原因在于政策试验机制与政府间纵向权力运行机制、政府间利益激励机制、领导干部晋升机制等相关机制的关系失调。因此,机制调适和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出路,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法治化分权机制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制度化协商机制建设、基于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建设等。

公共价值是相对抽象的社会领域,它具有层次性,包括社会整体层面价值、民主社会的众意和特定利益团体价值。公共服务的供应,在理论上来说应该以社会整体层面价值为导向,由众意推动其决策,但事实上利益团体价值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具体。这三个层面的公共价值决定了公共服务供应,而不是公共服务创造了公共价值。公共服务供应过程中,对这三个层面的公共价值,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政府的作用不是积极通过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而是帮助各阶层民众积极表达意志和利益,防止和纠正公共服务决策与供应过程偏向特定利益团体。在我国尤其要克服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可能导致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冒进,要树立有序、渐进推进公共服务发展的理念,发挥好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优势,在最大范围内汇聚众意,守护社会整体层面的公共价值。

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大国治理哲学思想之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习近平大国治理战略思想主要包括战略基础、战略关键、战略力量、战略引擎、战略方位以及战略目标等内容,是具有厚重历史感、生动实践性和逻辑自洽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现代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统治模式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其最核心的特质乃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均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但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未必是合格的治理主体。有资格的主体要成长为合格的主体,其关键前提是该主体已经确立治理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现代责任意识、现代理性意识、现代操作意识。现代操作意识是现代理性意识的基础,现代理性意识是现代责任意识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生成主体意识,治理主体意识并非自动生成,其最终确立需要坚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共同推进的策略。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制度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承载着国家治理的内涵理念,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包括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促进治理结构多元化;健全民主公开、程序公平等规则公平制度,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建构平等的利益竞争机制和公平的利益博弈机制,实现治理权威的合法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化。

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在此阶段,必然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众多,但根本在于经济增长的停滞,而该阶段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来自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本文以上述三个变量为解释变量,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VAR模型,揭示了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分布,即高等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的增加可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成为制约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切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高级化,同时保持教育和研发投入的持续性,应是实现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