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村治理体系呈现出扇形特质。这一体系以政府为轴心,政府处于公共权力的中心地位,指导、支持和监督农村民间组织和民间力量;农村民间组织和民间力量或强或弱,与政府分工负责,互动合作,共同促进台湾农村进步。台湾通过农村治理体系的调整,在不消灭小农户的前提下,促使小农户互助合作,将小农户生产提升为较高效率的规模经营,发展生态农业、规模农业、休闲农业,促进了农村再生和农村社区营造。然而,黑金、派系政治一直腐化着台湾农村治理体系,过于强调政府的核心地位以及忽视民间组织整合降低了农村治理体系的运作成效,台湾农村治理体系需要向网络化农村治理体系转变。

文化中国是包括理论图式、知识图式和意义图式同步发展的中国形象,是未来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文化强国的价值追求。文化中国的建设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强化社会秩序,还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中国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制度保障。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是新形势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国家精神力量、丰富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生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发展的根本要求。当前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科学完善的机制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在要求,因此,做好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建立健全并充分激活各种长效机制。

流行的集权—分权二元对立思维使很多人对权威下的分权改革抱有疑问。本文首先指出《决定》中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就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并通过梳理一些基础性概念,诸如行政性分权与市场化分权及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法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时间性"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与常规时期,说明为什么不能将集权与分权简单对立化处理。

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和新信息技术的挑战,为了迎接挑战,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满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本届政府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改革等措施。中国政府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领导人有坚持改革的勇气和魄力。未来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有限的政府,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有效的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满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推进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土地在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资金筹集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传统城镇化融资采用的是"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模式,这一模式是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强烈、地方政府又无举债权情况下的产物,不仅导致了普遍的地方政府短期行为,而且还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陡增。本文提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融资模式,推进土地财政向物业税转变、城投债向市政债转变,建立"物业税+市政债"的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在现实运作中面临着地位之虚、结构之困、履职之限、监督之难等困境。其中,党政权力体系的制约是导致这些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乡镇人大制度改革不仅仅涉及到乡镇人大自身的改革,更牵涉到乡镇党委、政府与人大三者之间职权范围与责任的重新厘定与划分。在实践中,以宪法与法律为基础,理顺权力关系,界定权力边界,使乡镇人大真正建立起与其法定地位相符合的一整套制度与权威,是其改革的基本路向。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奠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探索、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奠基和当代确立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及"两个尺度",关于人的需要和利益,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问题,以及关于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审美、社会文化理想的论述,都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论思想。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社会主义道德、党性和阶级性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同样具有经典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其价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物化"和"异化"现象的批判反思与倡导"人道主义"两大方面。毛泽东的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人民主体思想,邓小平则重新阐释了利益、富强与社会主义价值诉求的关系。当今中国思想理论界则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立足于当今时代,结合历史与现实,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再认识。这种再认识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内在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功能论",主要从社会主义应具有的功能,即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深层规定性;在社会主义外在形态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实现路径问题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逻辑,新社会因素已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将经过一个相对和平而漫长的自发过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则呈现为一个从现有前提和条件出发的自觉而现实的运动过程。

当前农民工研究中普遍存在城市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需求的区别分析,在农民工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当做理论预设和潜在假设前提,导致部分农民工"被市民化";其次,在农民工研究中存在关于融入与融合的争论,即农民工文化融合的单向论与双向论之争;再次,没有区分不同类型农民工具体多样的需求维度、力度与向度。要破解这一路径须持系统性的研究观,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及其具体的市民化意愿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