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受此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对滞后。农村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占比相对偏高,投向需求系数、收入弹性系数和消费价格弹性系数相对偏低。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首先应改变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和科技支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通过改进农村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障条件,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通过加强对农业、农村的金融服务支持,改变农民传统消费观念。
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发展体制、发展战略、发展路线和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集中表现为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道路集中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观、发展体制、发展道路三者紧密相联,缺一不可。
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考虑1979—1989年、1990—2010年两个时段,具有广义政治观和狭义政治观两个视角;判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和趋势要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主题、现有制度框架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国际社会的挑战和压力等四个因素;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四个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和"两有特色"的新政体框架;"星火燎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后,中国思想领域的交锋逐步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变为思想交锋利益化的凸显。改革开放前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锋使政治分层的社会特点和惯性长期存在,因而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89年至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是以意识形态作为矛盾的焦点出现的。随着中国社会由政治分层进入到经济分层,利益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瓶颈和主题,解放思想由单纯的认识论领域进入到思想问题利益化阶段。邓小平"不争论"方法论妥善处理了改革实践的推进和思想解放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中国改革的主要路径仍然需要遵循"不争论"思想。
两岸"三通"基本实现后,两岸"文化通"成为两岸关系继续深化发展的诉求与呼唤。两岸"文化通"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动力:两岸文化交流的局限性是两岸"文化通"产生的需求动力;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特性与其历史上促成两岸"三通"所起作用是两岸"文化通"的文化动力;目前两岸文化交流也已由单纯交流扩大到相互合作与文化产业方面的资源整合;台湾国民党当局认同中华文化,这是两岸"文化通"的现实动力。两岸"文化通"有利于两岸关系深化与发展,必将得到两岸人民强有力支持。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具有时代性,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探索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规律,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涌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如何增加财富。
"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构成的,这一系列思想观点,应当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是首尾一贯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体系"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对"理论体系"的理解要坚持实事求是。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理论界众说纷纭。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科学,或把它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或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有人将之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具体化和民族化;有人强调要区分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中国具体实际才能科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重大挫折,对"两个必然"的论断形成巨大挑战。本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改变,两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争成为"两个必然"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