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对于我们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有“三条道路”、“两个飞跃”和“中心课题”等重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在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面对人们思想活动的诸多变化和新情况,《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一新思想、新观点,不仅把建设和谐文化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指明了方向。这在我们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上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认为邓小平发展思想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底蕴,主要表现为:(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扎根于中国国情,又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规律之中,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根据;(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改革发展思想中既有改革的目标方向性,又有改革的实践操作性的重要内容,但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才能把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的历史必然性;(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又体现着国家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时代特点;(4)邓小平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完全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历史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由于缺少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那些物质前提和主体力量,总是导致苏联模式的“无社会的社会主义”。当今中国只有走出这一模式,才能为社会主义开辟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更多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民主。
道德建设既要靠社会的持续倡导和个体的能动自觉,也要靠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制度是实现自由、形成秩序的工具和途径,为道德建设提供直接保障。良好的道德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一套规范良性的制度安排来支撑,制度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也影响着道德建设的成效。
本文对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制度分析实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去寻找制度演变的原因,并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经济增长中制度与人力资本的辩证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拓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但存在过于绝对和片面地理解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的缺陷。在我国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同时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中的合理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进行。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不仅有巨大的发展前景,而且对于促进科技进步、自主创新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首先对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发展现状作了概述和比较;同时分析了该产业在北京发展的良好态势,北京发展该产业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要素;并从北京要参与国际竞争和打造创意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角度,探讨了政府和相关方面可采取的策略。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探讨和实践过程中,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公平正义观进行比较,是有借鉴意义的。社群主义的正义与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是两种不同的正义。前者从整体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后者从个人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前者强调实现正义要以道德教育为途径,后者强调正义的实现要有制度保障;前者的正义是从具体社群、社会和国家条件出发的正义,后者的正义是普适的正义。制度的正义固然重要,但必须以道德教育为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社会民主主义由最初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到19世纪末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有助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却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