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三卷《江泽民文选》生动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过程。从其内容顺序来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孕育、“三个代表”要求的逐步形成、“三个代表”要求的明确提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什么是真正的和谐?和谐是否就意味着回避矛盾、放弃斗争?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解读了和谐与斗争哲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继承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对日常生活这一普通、平凡而又处于基础地位的生存领域做了开创性的探索。该理论在强调日常生活本体论地位的前提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异化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通过日常生活革命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理想。不仅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思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立足现实,揭露了社会之所以不和谐的日常生活根源,强调了日常生活革命对批判地改造世界、争取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意义,对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辩,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一桩“凸显之案”。本文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对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挖掘其真正的思想文化内涵,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需不需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历史性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发展、改革农村集体经济,是基于我国国情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农村发展道路,我国农村要稳定,要发展,要现代化,必须改革旧有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推进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

本文在梳理与条陈政府信用内涵的基础上,对政府信用的构成要素进行了二级分解和阐释。政府信用的一级构成要素是制度信用、程序信用、权力信用、效率信用,各个一级构成要素又细分为多个二级要素。制度性质的正义性、制定的及时性和贯彻的实效性是制度信用的分解因;程序信用包括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政务信息的公开化、行政责任监督的民主化;权力信用分解为政府权限的“正位”、权力约束的法制化、权力威力的内化;服务和法治的行政管理理念、机构设置的合理化、办事规程的简化、承诺服务的细化是效率信用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近年来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当前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野,要求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走向的研究,关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哪些重大现实问题;要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实现新的理论飞跃和理论突破?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和重要任务。

本文认为环境保护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全局性工作,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要坚决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从更高的层次对之进行分析和思考,正确处理环保工作中的重要关系。作者认为,在环保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社会公正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环保与民间环保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部门环保与整体环保之间的关系、环保工作中行政手段与法制手段之间的关系、环保工作中“硬件”与“软件”之间的关系、环境破坏中的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之间的关系、环境纠纷中各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治理的局部性与全局性之间的关系。

当代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较多,从社会管理学角度看,社会发展的提速,人民的民主参与,依法维权的意识的增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相对滞后与公民的期待相对超前,这种反差都会使不同问题上的矛盾不确定性凸显出来。从性质上,集中表现为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其中不少信访问题发生,都与决策对群众利益照顾不周有关,因此改善和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把公众利益作为政府决策的关注点,使公众利益得到广泛的尊重和保护,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是政府转变职能重要内容。

当前,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相对落后,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巨大约束,新农村建设已是势在必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总结国内外经验并按照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部署,相应走出一条“城市链接新农村”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从我国特殊国情出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发挥政府与农民这两个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