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中国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而家庭结构则进一步呈现出核心化趋势。在核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老年家庭的空巢化。引起老年空巢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子女数减少、人口迁移以及老年人与子女的分居等。在老年空巢化过程中,最需要关切的问题是独居空巢——老年独居者。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国家还需要修改家庭政策来改善这些人面临的生存风险。因此,不管是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都需要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为老年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以使老年人能够分享到更多社会发展的成果。

随着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关社会进步评价的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理解和把握:一是就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关系来看,二者是相互渗透、内在统一的,而非彼此对立的:前者主要是一种科学尺度或历史尺度,后者主要是一种价值尺度或主体尺度。二是生产力标准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经济发展"量"的标准,而实质上是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三是对于人的尺度,不能将其混同于或归结于道德尺度,人的发展既有历史观的内涵,又有价值观的内涵。四是对于评价尺度的运用,应当坚持全面的原则、历史的原则。

在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中,伍德指出了正义诉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张力,这促使我们思考正义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而胡萨米和布坎南对伍德的反驳则有助于寻找这种合法性的依据。马克思并不反对正义,他只是反对在革命时期忽略实现正义的社会物质基础来抽象谈论正义。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并不迫切需要正义话语,这不表示不能应新时代之需而后发式地重建正义。当今时代发生的新变化使无产阶级正义理论成为必要,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关注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命题,也应致力于从规范意义上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合理性辩护。具有解释向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具有规范向度的正义理论是并行不悖的,我们有理由充分挖掘和扩充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

中国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着这样的格局性困境:社会系统内部个人困扰和公众论题双重广泛化;社会管理领域的"词""物"双重分离。因此,必须以"正义压倒一切"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未来行动纲领,以便能够在中国社会实现社会正义的重建。

本文认为,"文化中国"是中国着眼于和谐社会建设、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全民族人文素养所实施的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中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是一个正在"生成"的、面向未来的、在全球文化的交互激荡中逐步形成的过程。建设"文化中国"的价值诉求具体体现在:要注意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认同,注重公民健康人格和现代人文素养的生成,坚守全社会民主公正信念,培育现代生态文明观念。

现代工业化发展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科技文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深入解剖:在科技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基础上,立足于人类物质生活世界和资本探求科技发展动因及机制,从世界交往与分工角度思考科技文化传播,从人的精神世界体察科技的文化价值。这些科技文化基本思想有助于指导中国现代科技文化建设,消除诸多社会弊端。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劳动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特点。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利益关系,借鉴国际上劳动关系构建的成功经验,选择社会保障与多元共建结合的模式。

环境正义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问题。广义的环境正义指人类与自然之间实施正义的可能性;狭义的环境正义指所有主体都应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并根据实际享受的环境权益履行相应的环境义务。当今时代环境正义问题已处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交汇处,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维护环境正义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苏论战之所以会爆发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最根本的因素是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同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践行者,但是由于苏联已经有约30年的实践经验,而中国才刚刚开始践行这一模式,因而双方对这一模式的特点和弊端的认知程度不一,这是引发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具有消极影响,又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反面教训,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根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中有许多重大的战略问题,如何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品格,对此,要求我们掌握其传播中的情感信仰与理性认识的张力。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属于政治传播,又要求我们掌握其传播中的宣传与传播的适度张力。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两种张力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得以有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