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古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突破美国的封锁和孤立政策,古巴积极调整对外政策,逐步从依靠外援转变为自力更生、从输出革命转变为谋求发展、从向苏东国家开放转变为向全世界开放、从与苏东国家合作转到全方位外交等等,赢得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改变了恶劣的国际生存环境,捍卫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

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党所处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共产党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发展的挑战,总结日共党建的有益经验,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仅仅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源泉",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产生剩余价值的源泉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共同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缺一不可。只有充分认识工人的雇佣劳动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源泉,才能充分理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资本家雇佣工人劳动的罪恶根源;也只有充分认识资本家购买不变资本特别是购买以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为核心的不变资本,才能正确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复杂性和客观性。

中国公民社会自近代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便已逐渐萌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曾一度中断,至20世纪80年代后再次重生。在"选择性支持和选择性限制相结合"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下,中国公民社会在组织数量上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出自身发展的"成长性"、"过渡性"特征,即政府推动型成长特征、成长阶段特征和官民双重性特征。

能否正确处理我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并有效缓解其多发高发的态势,是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严峻考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环节。积极预防重在着力构建化解矛盾冲突的有效机制,妥善处置重在坚持正确的处置模式,正确把握解决矛盾冲突的科学策略。面对居高不下、不断变化的群体性事件,对其预防机制和处置对策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对于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尽量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尽量减轻群体性事件的危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0年6月21日下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在北京新闻大厦举行了创刊15周年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专家有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中央党校赵曜教授、北京大学梁柱教授、闫志民教授、国防大学教育长夏兴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炳林教授、山东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包心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长著教授、清华大学韦正翔教授等。我们特摘录一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制度。和他种经济制度相比,虽都有某些历史的联系和共同点,但又有明显的甚至质的区别,有不同于其他经济制度的特征和定位,并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我国现阶段,这种经济制度在保护劳动阶级权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理论大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GDP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政治矛盾演化的产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盛传"补资本主义课"论调,这是GDP主义者得以引进、改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由,也是其形成的重要环节。GDP主义者把生产力等同于GDP,并将其作为GDP主义的理论支点是站不住脚的。GDP主义贯穿于中国经济的各个层次,从制度到体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已成为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重要因素。

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就是民主政治的执著追求者,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民主政治的实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他强调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要发展为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而未来共产主义的平民主义就是自由平等的个人间的自由联合;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自由,而且要发展自由,实现农工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发展应在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以求得大同团结。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其核心——以人为本中的"人",继承了"现实的个人"概念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对"现实的个人"概念发展历程的梳理,是正确把握"以人为本"命题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以人为本"中"人"的科学内涵应该是"现实的个人",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