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什么样的安全发展、如何保障安全发展,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科学分析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安全发展的深刻内涵主要体现为:取向具有明确指向性、因素具有层次关联性、功能具有内外互动性、推进具有一定深广性,其重要表征主要体现在:整体相关性、特定过程性、公众认同性。安全发展的生成逻辑主要体现为:战略主导生成、核心取向生成、坚实基础生成、持续保障生成和有力支撑生成,其创新理念主要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提质增效的智慧安全发展、秉持绿色文明的生态安全发展和增进人文关照的和谐安全发展。深刻分析和把握安全发展构建模式包括:高度统筹安全因素的总体国家安全、实现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持久安全、有力保障政治安全的重点安全、显示社会制度优势的运行安全和促进内部与外部安全的双向安全。其实现进路包括:极大彰显安全发展的组织统筹效能、有效强固安全发展的巨大合力、不断提升安全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安全发展的持续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安全发展的预警研判能力、广泛深入营造安全发展的有利氛围。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之间寻求再平衡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运动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判断外资的运动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的标准，在于运动的过程和环节主要在国内还是主要在国外；马克思关于三种资本形式并存和继起的原理揭示了“畅通”是实现资本循环的条件，外资是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纽带。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外资逐步转向并形成以参与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并提出了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外资的载体和联动功能，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推动国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做法。
伟大建党精神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含着马克思主义信仰要素，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向度。全面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意蕴，是把握其本质本色、领会其内涵意义、推动其走深走实的必然要求。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体现了从科学认知、实践力量、坚定意志到纯真情感的丰富信仰层次；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过程昭示了信仰的超越性、引领性、现实性和层次性特质；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实践铸就了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信仰根基；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践履彰显了凝聚政治共识、激发精神力量、锚定价值坐标的信仰价值。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指人在自由人联合体内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外在条件限制，自主自愿地发展自己的脑力、体力的过程，其前提和真实性体现在劳动实践。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应用使得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不断交互、融合、发展，甚至演变成共生状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契机。从物理人到数字人再到沉浸人，让人的发展中的思想情感、认知体验、创新思维、现实需求等方面得到了超越现实空间的自由延伸，以在环境转变的新场域为基础激发人可能发展的无限潜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元宇宙虚拟技术作为成长型新数字技术，其建构的虚拟空间存在未知变数，在人促进全面发展的无限制自由意识下衍生出系列消极行为。要有效遏制消极影响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不断扩散，就需借助技术辅助治理，并依靠强制力作为保障措施，加强元宇宙虚拟空间相关的道德教育，建立健全元宇宙虚拟空间运行规章制度，在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自我建设中展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特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加强干部队伍应对危机能力建设极其重要。在应对重大危机中,干部队伍需要具备站稳政治立场的能力、突发危机处置能力、资源调度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在应对重大危机中,加强和提高干部能力建设的方式,包括对干部进行紧急问责,提升干部政治能力;"火线提拔"干部,提升干部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能力;通过指导、督导和调查,提升干部的专业应对能力;通过大量干部下沉基层,提升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统筹灾害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干部恢复生产生活能力。
数字时代的来临促进了社会运转的智能化与效率化，但也导致了老年人权利弱化现象的出现。在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下，老年人的权利弱化既表现为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困难，又表现为积极权利的维护与实现不足，权利弱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权、健康服务权、社会安全权与公共参与权四个方面权利的弱化。老年人基本能力的衰退导致其数字化思维欠缺，其复合能力的羸弱易产生数字化生存的焦虑。基于此，应加强数字时代老年人权利弱化的法治应对，在理念层面秉持以“数字人权+”为核心的综合性治理思路，在实践层面既要着眼当前完善老年人可行能力提升的法治方案，又要面向未来加强对老年人“数字沉迷”的警惕与预防，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民族界限，各民族被置于支配与从属的不同地位；列宁揭示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这一基本规律的世界性表现。它在列宁时代表现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个别薄弱环节上的断裂；在当代，资本输出的客观后果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百年积累，使同一规律表现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条件总体上显著改善。基本规律决定历史的总趋势，不平衡规律揭示的则是条件何时何处成熟；条件变为结果有赖于自觉的历史主体，道路的社会形式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条件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落后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其世界历史意义不在于输出模式，而在于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制造在出海与本土高端化进程中，不仅常常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还遭遇认知与文化层面的“卡嗓子”软性梗阻。以县域制造业标杆晋江为关键个案，回顾其历经贴牌代工萌芽、自主品牌起步、品牌整合升级、多品牌国际化、国潮引领跃升五个发展阶段，实现从低端制造到品牌集聚的第一次转型过程，研究这一践行人文经济学的典型县域样本。晋江的成长密码深植于“晋江经验”，其正在书写的从品牌集聚到价值引领的“新答卷”则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提供生动注脚。进一步提炼晋江脱颖而出的主要机制、剖析面临的短板，展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企业与城市共生、现代与传统交汇的广阔空间，从企业、行业、政府三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制造突破“卡嗓子”困境的关键，在于达成制造赋能、科技创新、社会支撑与文化创造的深度协同；而“晋江经验”写进“十五五”规划的深层意涵，正在于为类似困境的解决提供一种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全面系统阐述后,继续经历了一个以实践为基础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全面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过程中,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不断深化,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把党的建设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推动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成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十七大以来科学发展观最显著的新进展,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想在应对各种危机和考验中不断丰富和深化,这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