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关键着力点，两者逻辑互嵌且价值同向。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支撑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其战略地位日趋凸显，标识性概念的叙事框架也日益成型。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标识性概念具有生发创制本土性、历史传承连续性、认知功能统领性、意义内核稳固性、话语指向战略性和叙事语词传播性等特质。以此为判定标尺，形成了贯通文化强国建设的原则方法、政治引领、精神追求、价值旨归、应有姿态和行动方略的标识性概念叙事体系。标识性概念的叙事贵在现代转化，即应在把握叙事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标定实践航向，助力构建文化自主知识体系、引领文化话语更新、传承文化价值理念、推动文化国际传播，实现理论深化与实践拓展的双向互动、耦合共进。

明确农民分化特征是把握大国小农基本国情、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本文构建农民分化的系统分析框架，利用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CRRS（2024）分析农民分化特征。在就业分化方面，农民个体劳动力有约36%全职务农、38%非农就业、15%兼业，家庭就业组合模式中纯农户占20%，兼业户接近60%。在农户分化方面，离农户、小农户和规模农户之比约30∶62∶8。在收入分化方面，接近一半的农户家庭属于中低收入以下类别，纯农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非农户，兼业户的收入水平根据其兼业组合特征不同。在居住分化方面，有近1/4的农户家庭拥有自有农房之外的住房，其中在本县市范围内的住房比重占92%。各地根据其农业地域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的农民分化特征。未来，要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顺应农民分化特征和趋势，全面促进农民发展和福祉增进。

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与治理道路，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日益暴露出简单化、民粹化、寡头化、两极化与低效化等问题，在民意吸纳、社会整合与有效治理方面面临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困境。在此背景下，重新反思民主的本质，探索更合理的民主制度成为当代民主理论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以民主在危机中不断回应现实挑战并实现制度飞跃的演进逻辑为分析框架，在考察以往民主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当代危机的基础上，探讨了民主第三次飞跃的可能方向。

“内卷式”竞争的特征是低价低质，并往往伴随着低利润率和产能过剩。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目标存在根本冲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内卷式”竞争体现了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即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一方面，资本流动性加强和去技能化进程加快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加剧了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竞争；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带来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过程中，需求规模增长和工艺创新进入边际递减阶段，形成产出—积累瓶颈。破解内卷式竞争，需要供需双边发力的同时优化制度供给。供给层面，通过产品创新和新部门创生，缓解工艺创新趋于极限所带来的同类型产品价格竞争；制度层面，畅通经济循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积极扩展国际市场，是对冲内卷化竞争的必经途径；需求层面，以供需协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和可持续的消费动能，实现 “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农业强国的形成是内在机制与外部条件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农业强国的生成遵循增益“生成—析出—支配”的基本机制，不同国家据此形成了“全量型”与“扩展型”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以资源禀赋与规模化生产为基础，后者依托科技创新与制度适配在资源约束下实现高效率增长。研究表明，农业强国的发展呈现出生产方式持续演进、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与市场环境日趋开放的普遍特征。基于国际比较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农业政策亟需实现从“融合型”向“专业化”、从“数量开放”向“质量开放”、从“市场参与”向“规则塑造”的系统跃升，以构建面向效率、制度与规则竞争的现代农业强国政策体系。

在当代中国的话语叙事中，共同体既不是沿袭社会学或政治学传统的分析性概念，也不是用于描述社会事实的经验性指称，而是一种具有结构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政治哲学概念。除可以作为经验性集合或规范性设想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共同体”还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中持续生成并维系社会共同性的结构形态。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表述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共同体”在不同层级和领域中对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结构性展开。由此，作为标识性概念，“共同体”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政治哲学层面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与文化主体性。

数字中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动力，具有十分深刻的人权意义。数字中国释放人权发展新动能。首先，数字中国通过提升主体价值、维护主体尊严、塑造主体人格、保障主体人权，从而强力赋能人权主体；其次，数字中国通过升级规范构造、确立权利归属、促进形态演进、完善救济机制，从而深度更新与强化人权客体；再次，数字中国通过实现数字正义、增进数字利益、维护数字安全、保障数字自由，从而全面优化人权价值；最后，数字中国通过切实保障数字发展权利，高效释放人权动能，促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树立全球人权治理新典范。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但在农业技术加快迭代、资本持续下乡和数字平台加速嵌入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并不必然带来农民主体地位的同步提高。农民主体地位的重塑，本质上要求生产关系随生产力跃迁作出相应调适：能力生成和组织生成改善农民参与现代农业的条件，权益生成和治理生成保障农民分享发展成果并参与相关规则形成。若生产关系调适滞后，技术可及性不足、要素配置偏向、收益分配不均和平台规则约束等问题就会更加突出，进而限制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体系。为此，应以制度协同为基础，完善科技服务和组织联结，优化利益分配并拓展治理参与，使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效率优势更好转化为农民的发展能力和实际收益，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全面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相统一。

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体系化结构贯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概念创新、理论构建与实践展开三个重要环节，实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跃升。在概念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标识性概念提炼总结中国经验，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见解新论断，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学“术语的革命”；在理论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生产力理论整合发展标识性概念，系统阐释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背景、体制机制、理念方法与目标形态，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在实践层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新时代治国理政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推动标识性概念与生产力理论具体化、现实化，助力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从标识性概念生成，到生产力理论构建，再到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实践展开，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概念—理论—实践”相贯通的体系结构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出了整体性结构性探索，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博弈的焦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并提出鼓励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应用场景。然而，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着发达国家主导关键领域标准制定、全球标准与监管碎片化、企业合规成本高企以及数据保护与伦理审查趋严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当前人工智能标准与出海现状以及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的挑战，本文系统阐释了国际标准制定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包括标准锁定逻辑、市场重塑逻辑、创新与质量跃迁逻辑、生态位塑造逻辑以及先动优势逻辑，上述逻辑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了标准制定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提升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措施建议，包括培育自主标准体系、强化合规风险分担、抢占标准先动优势、推动标准互认协同、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以及贡献伦理治理方案等，以期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