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的政党政治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回应中国政党实践与理论需求的学术任务。“整体性政党”这一概念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旨在揭示中国政党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的本质特征与运行逻辑。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政党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整体性政党为理论基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维度搭建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并围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建设提出具体路径。整体性政党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突破西方政党理论长期存在的政党是“部分”的局限，为中国政党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核心支点。这一理论探索既是对世界政党政治理论谱系的中国贡献，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发展人文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推进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动能和经济活力。乡村人文经济的发展要立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乡土性，通过文化的经济化实现乡村文化基因的产业变现：乡村文化的IP化与产业化要依托文化基因开展主题式开发，运用数智化技术赋能乡村体验经济与康养经济的发展，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农民致富路径；发展乡村人文经济还要通过经济的文化化来促进乡风文明与乡村和谐的价值同构：提升乡村传统产业的文化内涵，发展生态农业以打造宜居环境、培育发展与传承兼顾的现代化乡村文明，以利益整合凝聚乡村社会共同体意识、促进乡村治理有效与社会和谐。在发展乡村人文经济的过程中，要着力打破人才困境，规范乡村利益分配机制，警惕乡村产业空心化和乡村文化失语，激活在地主体的内生动力，让乡村传统文化以新的方式走入现代。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相互交织，公共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由于治理组织和治理资源的碎片化，以单一部门或事后处置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面临能力危机，其在干预显性风险和识别隐性风险方面均面临掣肘。在此背景下，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入快车道，借以探索针对公共安全的整体性治理模式。综治中心作为整体性治理的关键组织载体，其工作实践主要围绕风险源头治理的机制强化、技术嵌入流程的智治革新和型塑数字科层的组织转型三大逻辑展开。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需根植于机制、制度和架构等方面的系统性更迭，以确保治理实践兼具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完善关涉韧性治理优化、人机关系均衡和权能配置完善的顶层设计，驱动基于综治中心的公共安全整体性治理的纵深发展。

“第二个结合”通过巩固文化主体性，激发人的主体性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中的优势，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更加符合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认知、满足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顺应意识形态话语时代化发展要求。“第二个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塑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新模式、催生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新样式、创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新趋势。基于此，应进一步立足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以政治性意蕴锚定方向、以学理性支撑固本强基、以通识性表述融通大众、以有效性传播赋能增效，打开以“第二个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实践进路。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之间寻求再平衡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运动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判断外资的运动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的标准，在于运动的过程和环节主要在国内还是主要在国外；马克思关于三种资本形式并存和继起的原理揭示了“畅通”是实现资本循环的条件，外资是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纽带。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外资逐步转向并形成以参与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并提出了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外资的载体和联动功能，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推动国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做法。

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发展是党在新发展阶段上提出的崭新论断，从阶段论、动力论、结构论三重维度对其主要内涵进行研究阐释，对于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学术研究具有积极作用。从阶段论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梯式发展呈现渐进性和跃升性相统一的基本形态、遵循历史主动和历史耐心相结合的能动逻辑、开创了战略谋划和策略实施相统一的实践机制；从动力论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梯式发展依靠三重动力，即生产力系统中主导要素的矛盾转化之动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变革之动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复杂化的适应性建构之动力；从结构论看，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发展结构呈现多维化演进、“面”与“点”动态循环推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特点。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标志性文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发展的当下回望，“5·17”讲话所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命题，归根结底要落脚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上。沿着这一命题的内在理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引领，从中国实践中凝练问题意识，核心在于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在融通中外的话语传播中确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地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本文考察了数智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模式。研究发现，数智化推动传统产业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劳动过程智能化与产业组织网络化的双重变革。这一变革与既有生产关系在产权结构和分配方式领域发生矛盾，从而要求构建以数据产权界定与平台治理规范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完成适应性调整后，传统产业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可以充分释放数智化的潜能，最终实现从生产效率、组织形态到价值创造的全面优化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智能化生产、服务化延伸、生态化协同与治理结构创新四种传统产业优化提升的实践模式。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指引，作风建设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活力的固本浚源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本质内容作出新概括，明确提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在实践中着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目标作出新阐释，明确提出“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以“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环节作出新要求，明确提出“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在实践中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引领党风全面纯洁、带动民风向上向善；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作出新拓展，明确提出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实践中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系统工程；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作出新要求，明确提出“永远在路上”治理思想，在实践上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显著标志”常常被运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之处。从“知其然”的维度看，“显著标志”话语包括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的显著标志、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是党的显著标志、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的显著标志、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的显著标志等内容。从“知其所以然”的维度看，“显著标志”话语建构须遵循一定机理：作为一个比较性概念，“显著标志”话语要求体现党的性质；作为一个价值性概念，“显著标志”话语要求彰显党的宗旨；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显著标志”话语要求赓续党的历史；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和发展性概念，“显著标志”话语以党的使命担当为旨归等，由此回答了“如何建构”的问题。“显著标志”话语建构也蕴含着一定的规律，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以及关切如何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特别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等问题。话语源于问题、基于概念，源于实践、推动发展。“显著标志”话语建构，具有提升凝聚效能、动员效能、稳固效能、辨析效能、认同效能、塑造效能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