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政策是互联网平台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的重要工具,而保护用户信息应当是隐私政策的核心内容。然而,当前各类隐私政策存在法律性质不清、功能定位不明等问题,致使其在保障用户个人信息权益方面实际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借鉴欧美隐私政策规制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明确隐私政策的合同属性,通过格式条款的规则体系规范互联网平台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行为;同时,为用户开辟违约救济的解纷渠道,借此完善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体系,最终为数字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中国人口的快速老化趋势。为调整人口结构,政府不断改革计划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生育”,这些政策的密集出台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夫妇的生育需求。但在社会转型带动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当前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已大大高于实际生育率。为此,2021年7月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力图通过逐步强化的激励措施,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提升人口生育率,缓解老龄化趋势,改善人口结构。当前的制度配置,可能会改善生育环境,但却很难迅速提升生育水平。正因为如此,需要设计制度红利的释放目标：第一,短期防止生育率继续下滑;第二,中期维持并波动提升生育率;第三,长期旨在建构生育友好型社会。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为背景考察当代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变动。新的制度促使代际关系发生积极变化：亲子平等关系形成,儿女均享有对亲代遗产继承权,子代婚姻实现自主,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使亲代减轻了对子代赡养的依赖。改革开放后,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女儿在代际关系中的义务、责任和权利增大。当代农村亲子同居所形成的三代家庭占比上升,但城乡65岁及以上老年亲代与一个已婚子女同居养老占比明显降低。社会变革时代,当代代际关系也存有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加以解决。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消除隐私危机是加强数字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和重要内容。从技术视角考察隐私,明辨数据隐私化与隐私数据化的内涵,明确对涉及个人安全的数据加强隐私化保护是技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合理关照;分析数字社会中数字信任危机消解社会群众安全感、数字化记忆引发隐私焦虑、数据流通与数据安全兼容度低等隐私困境。鉴于技术发展兼具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双面特性,提出以技术向善为价值导向加强对隐私保护技术的研发,并逐步推动其早日产业化应用与商业化落地;同时,还要不断完善隐私保护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为技术创新赋能。

历史记忆对于引导国民形成对国家同一性和连贯性的认知,建构全体成员共属一体的牢固想象,激发民众为国家奋斗的决心和勇气,具有重要的作用。认同离不开记忆,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国家,其国民难以对其形成合理而稳固的认同。现代国家必须通过诸如优秀历史文学影视作品创作、历史教科书的科学编纂、叙事方式的恰当运用等历史记忆手段,不断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通过对皖南J村的实地考察,梳理分析了当地以村民理事会推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背景、过程和经验。村民理事会是以村民小组长和小组会计为主体的常规治理结构难以应对非常规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治理任务背景下的组织创新。村民理事会主要通过资源的吸纳与转化机制、公共事务性质的转换机制和治理过程的社会嵌入机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这些机制体现了治理对自治的借用,即“通过自治的治理”。尽管从村庄层面来看,村民理事会也蕴含着“自治借力治理”的逻辑,但从长远来看,完善的村民自治制度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青年数字极简主义是有意识地挣脱数字束缚的生活方式。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数字极简主义是对数字时代的技术异化和人的主体性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社会意识。青年通过精炼数字实践，仅保留核心数字工具、审慎消费、社交“精简”和静音抗扰等，净化数字环境，设定“无数字日”，深度脱离数字世界，重拾真实生活体验。数字极简主义的内在驱动力源于对隐私自由受侵的反感、精神独立的追求以及对数字时代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数字极简主义也面临着内在悖论。逃避心态下的心理隐患、低欲望理想与现实依赖的冲突，以及消极态度的固化，都可能成为青年心理健康受损、生活动力减弱和个人成长受阻的源头。资本逻辑下的表面抗争、消费主义的伪装以及精神探寻的迷途，都使得数字极简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鸿沟。为破解这些悖论，通过心理疏导与技能平衡、社交融合与信息精准，以及认知教育与消费引导，可以帮助青年减轻心理健康负担，增强生活动力，促进个人成长。

算法推荐已成为网络信息社会化分发的主要方式。算法推荐为网络空间主流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机遇：一是精准画像,提高主流价值观的穿透力;二是精准分发,提升主流价值观的渗透力;三是精准反馈,发挥主流价值观的整合力;四是精准预测,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力。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当前算法推荐用形式合理性掩盖了实质合理性,给网络空间主流价值观建设带来了诸多挑战：一是造成新闻“把关权”转移,媒介内容价值观呈“无序化”;二是加剧了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危机,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导者地位不断下降;三是使用户堕入“信息茧房”,削弱主流价值观的整合能力;四是放大了“后真相”问题带来巨大威胁。必须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推荐：一是强化理论认识,坚定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思想自觉;二是压实平台责任,夯实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技术支撑;三是提升利益相关者的算法素养,增强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主动性;四是建立多维规制,健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约束机制。

人口政策执行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轨迹的进行梳理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主要从生育率、死亡率、净增率、总和生育率的历时态变迁中,讨论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对当前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也对未来人口政策的改革提出了“三步走”的政策性建议：第一步,在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废止原有限制生育的政策;第二步,在2021—2025年实行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逐步但富有实效地减轻育儿成本;第三步,2026年之后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先从第二孩开始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定生活补贴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服务,从育龄妇女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刺激生育。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党建因而成为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的结构性特征对社区治理绩效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党组织高度居间的社区治理网络与治理绩效正相关;网络的整合性中心化程度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双向拓展的社区治理网络,绩效更高;同时,领导组织治理形式与次级网络行政组织（NAO）治理形式的结合,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经验包括党领导基层的组织技术创新,以建构自我再生产的社区网络为目标,致力于实现公共治理的价值平衡。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宽松化进程接近边界，生育政策面临包容性转型升级。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强调配套支持措施，尝试整合“多生”与“善养”，对包容性进行了初步诠释并确立了政策转型起点，然而存在政策缝隙并可能对女性发展和家庭格局形成误伤。应以性别和家庭为视角充实包容性，正视生育多元化的同时重视治理扩容，赋权赋能于家庭并推进女性全面发展，在强化性别平等和家庭建设的基础上重新诠释“生育”，进而有效落实包容性生育政策。

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众生活消费领域的资源消耗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现有针对公众生活消费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手段较为单一,主要采取精神道德层面引导和居民自我约束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导致公众生活消费领域的节能减碳潜力尚未被有效挖掘,未能对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现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有效支撑。作为聚焦于公众生活消费领域的一种新型减排机制,碳普惠制是对现有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创新和拓展。在分析国内外碳普惠制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从明确参与主体、制定行为清单、实现量化激励、完善交易机制等四方面入手,提出了我国碳普惠制的框架设计方案,旨在解决我国公众生活消费领域节能减碳行为长期存在的激励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助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金融安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的研究已然成为了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理论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可能从不同维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加剧效应和抑制效应。通过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仅可以提升金融体系内部的抗风险能力,而且还能够促进资本的转移,从而为进一步加快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现实镜鉴。与此同时,鉴于有些可能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呈现出了向现实转化的迹象,新时期在继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大力发展的同时,还应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风险防范与监管体系,并切实做到数字普惠金融与推进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