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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4年, 第5期 刊出日期:2024-10-28 上一期    下一期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的理论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
    任晓伟
    2024 (5):  5-12. 
    摘要 ( 222 )   HTML ( 31 )   PDF(897KB) ( 181 )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对新时代进行理论构建的主观认识发展过程。着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和党的十八大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新实践,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全新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构建。此后,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的理论认识在新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日益深化,经过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以及从党的二十大至今的三个逐渐深化的认识发展阶段,新时代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引领和实践形塑的作用也不断彰显。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视角对新时代的理论构建,涵盖对新时代的世界发展形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新的历史任务和理论创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认识,构建起对中国发展阶段的新判断,奠定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形成、发展和不断成熟的坚实理论基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理论能力。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基础及其建构理路
    肖祥
    2024 (5):  13-24. 
    摘要 ( 173 )   HTML ( 15 )   PDF(1697KB) ( 119 )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之理”,体现了主体伦理要求、利益伦理要求、社会发展伦理要求、生态伦理要求和道义伦理要求,从而展开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路径。“复杂现代性”之下,实现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耦合与互动、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自信以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优势、实现民族国家价值认同与共同体价值认同的融合、因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与保持独立自主发展相协调,不仅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基础的必要性,而且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价值塑形。夯实伦理基础,旨在确证中国式现代化“手段之善”与“目的之善”相融契的价值正当性,其实践理路在于建构和优化根本性政治伦理基础、全局性经济伦理基础、精神性文化伦理基础、秩序性社会伦理基础和基础性生态伦理基础,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义上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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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现代化进程中的活力社会建设
    王道勇
    2024 (5):  25-32. 
    摘要 ( 117 )   HTML ( 8 )   PDF(1069KB) ( 100 )  

    活力社会是一个社会行动主体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极大创造力的社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活力一直是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活力社会建设议题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了一次再出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个更具活力的现代化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必须提高党领导活力社会建设的能力,充分激发人口发展活力,全面释放全社会的创造潜能,持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迈向一体化:自然资源治理的模式转向探究
    黄锡生, 李旭东
    2024 (5):  33-45. 
    摘要 ( 116 )   HTML ( 12 )   PDF(1775KB) ( 149 )  

    自然资源一体化治理是实现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治理语境下,当前自然资源治理存在“要素化”“分割式”与“命令型”困境。自然资源一体化治理,是将自然资源视作一个整体,以自然生态空间为单元,统筹多元力量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能有效应对以上治理问题。自然资源一体化治理虽具备丰富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但其落实落地仍需相匹配的法律形式与制度内容予以保障。一方面,要加快自然资源立法体系化进程。另一方面,需通过自然资源统一规划、全链条治理与综合执法制度的构建,实现一体化治理中的治理要素整合;借助有效的合意模式、组织制度与动力保障,推动政府间在一体化治理中的协同合作;完善提升公众参与效能和推进市场机制发展的制度内容,促进形成一体化治理中的多元参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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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论视角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袁富华, 李兆辰
    2024 (5):  46-53. 
    摘要 ( 109 )   HTML ( 12 )   PDF(1045KB) ( 108 )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的首项内容。系统论视角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经济子系统优化与全局优化相互协调,实现效率—公平动态平衡,从而形成正反馈机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包括适应包容性发展的模式转变,契合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此,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稳固国家中心调控职能,完善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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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视角下数据基础制度构建
    刘志雄, 林登辉
    2024 (5):  54-66. 
    摘要 ( 105 )   HTML ( 9 )   PDF(2168KB) ( 410 )  

    数据基础制度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高水平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前的数字治理体系中,规制、技术与市场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交织构成了数据资源流通和价值释放的主要瓶颈。而数据基础制度通过“数据引力波”效应,在要素、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上实现数据高效配置,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以“数据主权护盾”为核心,从规则、组织和技术上构建层次化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最终围绕标准、支撑和价值三个维度协同推进,通过系统优化数据基础制度,形成“三维一体”框架体系,促进数据市场的规范、高效发展,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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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以家文化为例
    杨菊华
    2024 (5):  67-78. 
    摘要 ( 125 )   HTML ( 10 )   PDF(1764KB) ( 176 )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的动力源泉。优秀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精神力量。探析家的意义、家文化的基本内涵,阐释家文化与“五化并联”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新时代准确把握以家文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与优秀家文化相得益彰、相互成就。优秀家文化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引领、丰厚的精神滋养、强劲的发展动力,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可为新时代优秀家文化的传承弘扬、创新转化提供崭新的机遇和光明的前景,有助于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繁荣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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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社会的数字藩篱困境及其治理
    申琦, 胡湛
    2024 (5):  79-87. 
    摘要 ( 177 )   HTML ( 12 )   PDF(1432KB) ( 125 )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老龄社会并不断渗透,实现了老龄社会内部要素在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为老年群体有效参与数字文化生活提供契机。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交织并进的社会转型期,数字技术天然的非均衡化、人类社会为填补数字鸿沟主动却错位构建的过度保护机制,共同催生了老龄社会中的数字藩篱,并在一定程度上掣肘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广度与深度。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可以解决或逆转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如何扎根现实情境以实现更有效治理的发展性问题。重构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共识、迈向行之有度的中国式老龄数字包容治理模式,或许是纾解数字藩篱困境、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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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阐释
    吴秀雪, 田改伟
    2024 (5):  88-96. 
    摘要 ( 97 )   HTML ( 13 )   PDF(1262KB) ( 138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宏大命题,蕴含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党的领导实践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目标为根本指向,体现为历史主体发挥能动性的自觉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化肯定性文明成果,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通过目标任务设计、组织动员和改革完善等主要进路形成中国共产党践行自身历史使命的实践逻辑。进一步推动党的领导实践不断深化,需要在保持党的纯洁性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与实践两个方面不断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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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透明到参与:人工智能信任的法律建构
    黄文杰, 刘清生
    2024 (5):  97-109. 
    摘要 ( 148 )   HTML ( 7 )   PDF(1715KB) ( 139 )  

    目前人工智能的治理试图以算法透明的方式来实现公众信任。可是,既有的人工智能算法不仅因其大语言模型的复杂性而难以实现内部透明,也碍于算法解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外部透明多有阻碍。从数字人文主义的思路出发,人工智能信任的建构应当从技术主义转向对人类主体价值的强调。故此,人工智能信任的建构应以社会公众的“共同善”为目标,从过去依赖技术的透明式治理走向发挥人类力量的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为个体赋权,还包括以集体赋权来发挥包括个人用户、人工智能提供者、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机构在内的不同主体的积极作用。参与式治理能够从内部的算法合规设计与外部的算法监督机制两个方面来建构,由此实现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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