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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5-6期 刊出日期:2022-12-11 上一期   
战略机遇期的新时代逻辑—— 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战略哲学分析
辛鸣
2022 (5-6):  5-12. 
摘要 ( 44 )   HTML ( 9 )   PDF(1689KB) ( 26 )  

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环境的重要判断。战略机遇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现在起到未来3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还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深刻塑造着当代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夯实中国社会迈向强起来的战略基础与战略力量,推动战略目标的设定不断提质扩容。中国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人类社会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思想在21世纪最具革命性意义的实践。新时代战略运筹的基本逻辑:新战略实践需要新战略哲学支持,以强大实力为支撑进行积极主动斗争,推动多元战略主体形成多维战略态势,以价值重建塑造战略主体的战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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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波
2022 (5-6):  13-22. 
摘要 ( 35 )   HTML ( 11 )   PDF(1846KB) ( 26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条重大原则。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只有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方法,才能在廓清百年大变局实质与走向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中国不仅是塑造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也是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本依据,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聚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中国道路的核心课题,深化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及其关系的辩证认识和处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国内改革和外部打压以及全球性问题等各类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道路完善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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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动精神的政治逻辑与内在本质
何虎生, 雷引杰
2022 (5-6):  23-30. 
摘要 ( 22 )   HTML ( 5 )   PDF(1551KB) ( 7 )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和独特政治优势。党在百年奋斗中淬炼的历史主动精神,其形成与发展具有严密的逻辑,是理论逻辑、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体。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过程中,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牢牢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趋势,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赢得历史主动,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征程上必须继续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自信、强烈的历史担当,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和掌握历史主动中继续伟大的历史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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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论析
刘振江
2022 (5-6):  31-37. 
摘要 ( 25 )   HTML ( 2 )   PDF(1354KB) ( 10 )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找到了“两个答案”:一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二是习近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两个答案”把人民监督政府的执政他律与党的自我革命的执政自律相结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两个答案”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党的建设的学说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体现了人民性与党性的有机统一的理论特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着力于“两个答案”的内外联动和贯通协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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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态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标重塑及路径策略
于法稳, 林珊
2022 (5-6):  38-45. 
摘要 ( 21 )   HTML ( 0 )   PDF(1679KB) ( 16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在系统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从农业生产资源要素、农业面源污染两个方面,系统剖析了新型生态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新征程新型生态农业发展的目标进行了重新思考,确定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食物供给能力相统一的根本目标、国民经济的基础与国民健康的保障相统一的地位目标、单一的生产功能与融合的多功能性相统一的功能目标、实现生产环境健康与产能质量相统一的质量目标。从树立广义的健康理念、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依靠科技创新与装备以及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探讨了路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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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法律保障——以地方政府生态补偿对赌协议为例
冯辉, 张艺
2022 (5-6):  46-55. 
摘要 ( 16 )   HTML ( 3 )   PDF(1993KB) ( 11 )  

生态保护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应有之义。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流域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创新,具有特殊合同的法律属性,对于生态保护和政府治理均具有重要意义。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在实践中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法律依据不明确,在行政决策程序、预算法和合同法等层面的规则适用不完善等问题,亟须优化相应的制度设计为其扩大和推广提供法律保障。加快《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成立“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强化政府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格适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效果后评估等核心制度;推进补偿金的全范围、全流程预算监管和人大预算监督;针对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特殊性,完善相关的合同订立、履行、违约责任及纠纷解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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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路径分析
张彩云, 桑百川
2022 (5-6):  56-65. 
摘要 ( 10 )   HTML ( 3 )   PDF(2284KB) ( 9 )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之间寻求再平衡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运动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判断外资的运动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的标准,在于运动的过程和环节主要在国内还是主要在国外;马克思关于三种资本形式并存和继起的原理揭示了“畅通”是实现资本循环的条件,外资是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纽带。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外资逐步转向并形成以参与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并提出了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外资的载体和联动功能,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推动国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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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动与数据生态治理研究
刘志雄, 谢建邦
2022 (5-6):  66-75. 
摘要 ( 14 )   HTML ( 1 )   PDF(2067KB) ( 9 )  

流动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前提。结合数据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市场属性,对数据流动定义进行重构,即数据流动是数字空间中以数据为载体的知识、创意和价值在参与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多元主体间的流动。数据流、知识流和价值流是数据流动的主要构件。结合生态思维的视角,“数据—知识”转换、“知识—价值”转换、价值传递和数据创生是数据生态中数据循环的主要环节。数据生态的主要矛盾源于数字鸿沟、数字创新能力、数据权属界定与可追溯性等问题。为促进数据流动,在数据生态建设初始阶段应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自适应能力;在发展阶段,建立健全适用“数据互操作”的技术基础和制度体系,提升技术内在规约能力;在成熟阶段,构建“创新发展、安全有序、平等尊重、开放共享”为目标的数据伦理治理体系和数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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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剥削用户数据的形态、成因及规制
侯晨亮, 杨东
2022 (5-6):  76-83. 
摘要 ( 11 )   HTML ( 2 )   PDF(1839KB) ( 7 )  

数字技术变革改变了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在提高传统要素生产效率的同时,赋能数据成为经济发展新驱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资本意志和数字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数据实现了资本化和商品化蜕变,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平台资本将用户数据视为数据时代推行价值剥削机制的沃土,广泛开展数据“圈地”运动,无偿攫取用户数据,并进一步利用算法技术对用户施行精准剥削和循环剥削。应立足平台、数据、算法形成的三维市场结构,优化制度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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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青年的生育价值观影响生育计划的调查研究—— 基于生育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
李志, 吴永江
2022 (5-6):  84-96. 
摘要 ( 15 )   HTML ( 1 )   PDF(2275KB) ( 10 )  

生育价值观是权衡生育得失的内心尺度,对预测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关于生育计划的研究尚未关注到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影响程度的差异及其具体作用路径。因此,以6个省(市)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进行了测量,并验证了生育支持在此过程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育龄青年生育效用价值观中的个体情感效用对生育计划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强,育龄青年因间接成本的焦虑而降低生育计划的概率高于显性成本。除了情感效用价值观以外,生育支持在生育价值观各维度和生育计划之间都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为理解当下育龄青年的生育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生育政策落地过程中培育积极生育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推进现代生育文明建设、精准实施生育支持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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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张爱军, 贾璐
2022 (5-6):  97-105. 
摘要 ( 18 )   HTML ( 2 )   PDF(1841KB) ( 14 )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指人在自由人联合体内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外在条件限制,自主自愿地发展自己的脑力、体力的过程,其前提和真实性体现在劳动实践。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应用使得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不断交互、融合、发展,甚至演变成共生状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契机。从物理人到数字人再到沉浸人,让人的发展中的思想情感、认知体验、创新思维、现实需求等方面得到了超越现实空间的自由延伸,以在环境转变的新场域为基础激发人可能发展的无限潜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元宇宙虚拟技术作为成长型新数字技术,其建构的虚拟空间存在未知变数,在人促进全面发展的无限制自由意识下衍生出系列消极行为。要有效遏制消极影响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不断扩散,就需借助技术辅助治理,并依靠强制力作为保障措施,加强元宇宙虚拟空间相关的道德教育,建立健全元宇宙虚拟空间运行规章制度,在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自我建设中展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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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向度
杨宏伟, 蒲文娟
2022 (5-6):  106-115. 
摘要 ( 17 )   HTML ( 4 )   PDF(1919KB) ( 9 )  

伟大建党精神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含着马克思主义信仰要素,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向度。全面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意蕴,是把握其本质本色、领会其内涵意义、推动其走深走实的必然要求。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体现了从科学认知、实践力量、坚定意志到纯真情感的丰富信仰层次;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过程昭示了信仰的超越性、引领性、现实性和层次性特质;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实践铸就了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信仰根基;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践履彰显了凝聚政治共识、激发精神力量、锚定价值坐标的信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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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许徐琪, 季正聚
2022 (5-6):  116-122. 
摘要 ( 125 )   HTML ( 7 )   PDF(1638KB) ( 35 )  

伟大建党精神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伟大建党精神促使表达建党初期精神的概念更加全面、准确、科学、精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伟大建党精神分别从科学理论、责任义务、高尚境界、政治品质四个维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于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提振精神风貌、提升自我革命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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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动力的内涵特征与发挥机制
郑士鹏
2022 (5-6):  123-130. 
摘要 ( 14 )   HTML ( 1 )   PDF(1550KB) ( 6 )  

伟大建党精神动力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奋斗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体现出鲜明的目标指向性、内在情感性、精神聚合性以及动力持久性等特征。伟大建党精神动力发挥机制包含五个方面,即以新的实践为思路的理论创新机制、以先进性为本质的自我革命机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动力转化机制、以历史规律为逻辑的自觉学习机制以及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实践推进机制。伟大建党精神动力持续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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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与数据的位阶保护模式
曾聪
2022 (5-6):  131-142. 
摘要 ( 14 )   HTML ( 3 )   PDF(2113KB) ( 7 )  

个人信息与数据存在区别。个人信息属于私法权利,强调可识别某个自然人的内容要素,适配以同意原则为中心构建的私法控制模式;数据属于公法权益,强调对内容要素的规模化抓取与数字化处理过程,适配以合理利用原则为中心构建的公法保护模式。应当根据个人信息转化为数据的发展过程,采取位阶式的综合保护模式:个人信息规模化、数字化之前,以私法控制模式为主;个人信息规模化、数字化过程中,整合私法控制的端口式保护与公法规制的过程式保护;个人信息规模化、数字化之后,以公法利用模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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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权利弱化及法治应对——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分析框架
孟融
2022 (5-6):  143-153. 
摘要 ( 15 )   HTML ( 4 )   PDF(2121KB) ( 10 )  

数字时代的来临促进了社会运转的智能化与效率化,但也导致了老年人权利弱化现象的出现。在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下,老年人的权利弱化既表现为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困难,又表现为积极权利的维护与实现不足,权利弱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权、健康服务权、社会安全权与公共参与权四个方面权利的弱化。老年人基本能力的衰退导致其数字化思维欠缺,其复合能力的羸弱易产生数字化生存的焦虑。基于此,应加强数字时代老年人权利弱化的法治应对,在理念层面秉持以“数字人权+”为核心的综合性治理思路,在实践层面既要着眼当前完善老年人可行能力提升的法治方案,又要面向未来加强对老年人“数字沉迷”的警惕与预防,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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