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党的二十大的重大主题，更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创新集中体现为：坚持胸怀天下谋大同，锚定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方位，解答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谜题，勾绘了世界现代化的应然道路，实现了世界观创新；坚持人民至上促共富，创新发展了现代化的人民主体论、人民动力论、人民目的论、人民价值论，实现了价值观创新；坚持自信自立图发展，明确了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前提、中心任务、战略策略，实现了历史观创新；坚持守正创新兴文化，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等理念，实现了文明观创新；坚持人民民主聚合力，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理念，实现了民主观创新；坚持绿色发展化危机，提出“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球生态文明”等理念，实现了生态观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六观”及其伟大实践，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创新性贡献，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精神富有关涉的是“生活是值得过的”这一最为基础性的生存哲学命题。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精神富有，是现代化健全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人”出发确立了社会进步叙事的人民主体地位，明确了实现精神富有的根本前提。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化拉开了世界现代化的序幕，也在物化意识的泛滥中走向了精神贫瘠、意义失落、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深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深刻把握正确处理了人与物的关系，破除了从物化走向虚无的现代性魔咒，在人文与经济的共生共在中确立了现代化应有的价值典范，理顺了精神富有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关联。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明确精神富有的文化强国战略地位、激发最为普遍真实的主体生存自觉、创造张弛有度的积极的共同体生活、丰富精神富有的生活化具象化样态等构建起生机勃勃的现代精神文化家园。

构建科学、系统、可操作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精准落实中国式现代化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关键支撑。首先，基于对国内外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的系统梳理，归纳了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从单一维度向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协同转型的研究脉络，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的热点与演进趋势。其次，基于CNKI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对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热点与演进路径进行综合评述。研究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特征、新发展理念、三生空间协调及区域治理五种视角提出评价维度，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大领域下高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此外，进一步探讨了2035、2050两阶段远景目标在指标目标值设定中的衔接逻辑与测算方法，以及“主观—客观—融合”三类综合评价技术路径的适用边界。最后，从顶层设计、进程规划与指标维度三个层面提出聚焦多维理论内核、统一阶段化目标标准、兼顾中国特色与国际共识的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持续迭代和实际应用提供参考。

农业强国的形成是内在机制与外部条件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农业强国的生成遵循增益“生成—析出—支配”的基本机制，不同国家据此形成了“全量型”与“扩展型”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以资源禀赋与规模化生产为基础，后者依托科技创新与制度适配在资源约束下实现高效率增长。研究表明，农业强国的发展呈现出生产方式持续演进、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与市场环境日趋开放的普遍特征。基于国际比较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农业政策亟需实现从“融合型”向“专业化”、从“数量开放”向“质量开放”、从“市场参与”向“规则塑造”的系统跃升，以构建面向效率、制度与规则竞争的现代农业强国政策体系。

“内卷式”竞争的特征是低价低质，并往往伴随着低利润率和产能过剩。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目标存在根本冲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内卷式”竞争体现了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即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矛盾。一方面，资本流动性加强和去技能化进程加快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加剧了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竞争；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带来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过程中，需求规模增长和工艺创新进入边际递减阶段，形成产出—积累瓶颈。破解内卷式竞争，需要供需双边发力的同时优化制度供给。供给层面，通过产品创新和新部门创生，缓解工艺创新趋于极限所带来的同类型产品价格竞争；制度层面，畅通经济循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积极扩展国际市场，是对冲内卷化竞争的必经途径；需求层面，以供需协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和可持续的消费动能，实现 “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驱动力，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智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技术进步本身不一定能带来经济增长，还受其他经济结构因素制约。数智经济时代“生产率悖论”的重演引发了对技术进步及其增长效应的探讨。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技术进步在个体层面推动财富增长的机制并不能自然适用于宏观层面。技术进步推动的社会总产品扩张受到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再生产的供需结构不平衡。因此，数智技术赋能经济增长还需经历技术体系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及积累模式转变的路径。研究认为相比美国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模式，中国数实结合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充分释放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增长潜能。

作为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孝亲敬老文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推动老龄社会治理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其通过价值引导、伦理协调、社区动员与制度保障机制，将传统伦理规范转化为治理效能，具体体现为：培育尊老敬老的社会共识、调节代际利益与责任关系、促进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以及推动文化与制度良性互嵌。然而，在文化赋能老龄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代际传承断裂、实践表层化、权益协调失衡、空间区隔以及协同机制薄弱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着力创新代际传承载体，筑牢价值认同根基；深化实践内容设计，突出精神关怀导向；健全代际协商机制，促进权益双向平衡；优化社区空间功能，打造代际共享场景；完善多元协同体系，强化资源整合效能，以促进孝亲敬老文化从伦理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构建代际融合、责任共担的老年友好社会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支撑。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数字化水平是衔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然而，现有实践中，数字技术常因脱离乡土认知、基建适配不足、技术转译角色缺失，导致其与地方实际、市场运行及养老需求无法适配，最终造成服务形式单一、资源流动效率较低的困境。立足嵌入理论视角，以欠发达地区贵州省T县“市场驱动+村嫂联结”与较发达地区安徽省N县“政府保障+村嫂执行”两种养老服务创新实践为案例，提炼出文化、关系、技术、结构、制度的五维嵌入分析框架，并系统阐释其通过价值符号联结重塑服务认同、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服务资源、极简工具适配降低使用门槛、治理体系整合畅通服务链路、长效规则保障稳定服务供给，进而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的内在机理。基于此，提出优化方向：战略层面应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构建差异化的农村数字化养老服务提供方案；政策层面需坚持“投资于人”导向激活本土人力资本，推动数字技术与乡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协同的服务治理格局，并完善激励相容的制度保障体系。研究结论可为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农村数字化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相互交织，公共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由于治理组织和治理资源的碎片化，以单一部门或事后处置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面临能力危机，其在干预显性风险和识别隐性风险方面均面临掣肘。在此背景下，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入快车道，借以探索针对公共安全的整体性治理模式。综治中心作为整体性治理的关键组织载体，其工作实践主要围绕风险源头治理的机制强化、技术嵌入流程的智治革新和型塑数字科层的组织转型三大逻辑展开。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需根植于机制、制度和架构等方面的系统性更迭，以确保治理实践兼具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完善关涉韧性治理优化、人机关系均衡和权能配置完善的顶层设计，驱动基于综治中心的公共安全整体性治理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