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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3期 刊出日期:2020-07-18 上一期   
社会发展、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 “十四五”社会治理需关注的重大问题
张翼
2020 (3):  5-13. 
摘要 ( 59 )   HTML ( 9 )   PDF(1630KB) ( 26 )  

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社会结构各组成部分变迁之不同步的基础。社会结构变迁的非同步性必然会造成原有功能的失调。原结构之原功能,并不会自然继承于新结构之中并发挥协同功能。社会治理的效能,即在于适应新结构的形成而生产与其结构需要相适配的新功能,并使之在矛盾运动中维护社会稳定。从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上说,人口转变与人口负债的形成、城镇化与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中产阶层的形成与中产化特征的强化以及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生活与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既表征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也奠定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这些因素在“十四五”时期的进一步显化,将导引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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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脱贫攻坚时代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李迎生
2020 (3):  14-20. 
摘要 ( 32 )   HTML ( 2 )   PDF(1378KB) ( 13 )  

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现行的反贫困制度体制需要重新审视、创新发展。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实现反贫困事业向纵深发展。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反贫困事业与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统筹兼顾与一体化,整体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差距;第二个层面是现行反贫困具体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现行扶贫开发相关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转向,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个层面是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层面的反贫困制度的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反贫困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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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增长效能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杨虎涛
2020 (3):  21-32. 
摘要 ( 50 )   HTML ( 5 )   PDF(2158KB) ( 19 )  

技术革命浪潮的增长效能由其在连接+能源+材料三重维度的技术变迁及其所形成的净创造效应所决定。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1.0虽然深刻地改变了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类型,但却未能实现黄金30年时期的生产率、积累率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反而出现了三者的长时间“脱耦”。这其中固然有测度困难和时滞的问题,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数字经济主要停留在交易的“连接”技术突破上,而缺乏能源和材料的实质性进展,因此总体净创造性效应较弱。与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一代数字经济相比,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经济2.0因其可实现生产领域的“连接”突破,有着更大的净创造效应和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要避免出现第一代数字经济的诸多弊端,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数字经济的创新领域和发展方向,使其实现从小范围、窄领域的服务业局部繁荣到大范围、多领域的产业渗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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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王跃生, 马相东
2020 (3):  33-39. 
摘要 ( 75 )   HTML ( 1 )   PDF(1500KB) ( 80 )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不振,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逆全球化思潮变本加厉。从中长期看,全球化并不会终结,而是重启。就全球层面而言,仍然有诸多支持全球化的有利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日益开放的制度等三大优势,为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点路径包括:发挥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推动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推动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发挥日益开放的制度优势,推动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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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与就业保障
丁守海, 吴迪
2020 (3):  40-48. 
摘要 ( 24 )   HTML ( 3 )   PDF(1934KB) ( 12 )  

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叠加,且主要表现为隐蔽性失业。在政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精准施策才能保就业。财政政策要从支出端和收入端同时发力,支出政策要把就业弹性原则放在第一位,收入政策则要为中小企业精准降负。面对大量的摩擦性失业和隐蔽性失业,救助政策要发挥其应有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未来就业政策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一是纠正就业政策体系的失衡,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提高救助政策的占比。二是要提高协同性,利用救助政策提高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消极就业政策要融入积极就业政策的成分,从保障导向转向就业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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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户和家考察的当代价值
王跃生
2020 (3):  49-56. 
摘要 ( 58 )   HTML ( 4 )   PDF(1496KB) ( 8 )  

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城乡家庭在以往核心化、小型化的基础上,因成员出外上学、谋生增多,特别是劳动年龄成员大量外出就业,不完整家户形态明显上升。与此同时,父母和已婚子女不仅同地分爨普遍,而且异地生活逐渐突出。单纯对家庭或家户进行考察难以将其新变动及其问题反映出来。通过对家庭、家户和家(直系组家庭)兼顾性研究,可较全面地认识近亲属所组成的个体家庭、家户状态和特征,把握相互间的关系质量及问题,为家庭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和改进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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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机制与实践逻辑
王葎, 梁玲玲
2020 (3):  57-62. 
摘要 ( 51 )   HTML ( 4 )   PDF(1290KB) ( 13 )  

现代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深刻奠基并改变着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理解和认同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集中表达,其独特的话语构造机制,内含抽象与具体、统摄与反思、秩序与分化等复杂价值张力,同时也提供了其话语实践展开的内在动力与可能进路:诉诸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规范与实践本性,依托关系性、叙事性和制度性话语转化,通过培育话语主体自觉、创新话语形式、拓展话语空间的整体性重构,实现核心价值观话语机制与实践逻辑的有机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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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 基于性别平等视角
陆杰华, 汪斌
2020 (3):  63-71. 
摘要 ( 31 )   HTML ( 2 )   PDF(1993KB) ( 8 )  

性别红利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而促进性别平等是实现性别红利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从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维度探析了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潜力与空间,指出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别观念束缚、职业性别隔离、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生育政策是限制现阶段中国实现性别红利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政策环境、妇女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五个方面提出积极释放中国性别红利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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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理念下劳动力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农民工为分析对象
李明, 刘凤义
2020 (3):  72-78. 
摘要 ( 20 )   HTML ( 1 )   PDF(1434KB) ( 11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从学理上看,能否实现劳动力高质量发展,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剩余劳动的水平和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的程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农民工劳动力质量总体看有所提高,但与农民工创造的剩余水平和城市劳动力的“标准质量”相比,农民工劳动力质量亟待提高。从根本上看,提高农民工劳动力质量,必须通过坚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的流转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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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 基于生物多样性视角
陈洪波
2020 (3):  79-87. 
摘要 ( 20 )   HTML ( 2 )   PDF(1716KB) ( 9 )  

长江经济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兼有的资源属性、环境保障功能和生态安全属性,为理解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提供了一个视角和切入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大前提,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入手,建立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加强重点物种保护及其生境空间修复,逐步恢复环境保障功能和资源属性。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和发掘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开发利用生物种质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可持续、高效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生物资源属性,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价值开发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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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领域生态综合执法的改革路径及其制度完善
施志源
2020 (3):  88-96. 
摘要 ( 22 )   HTML ( 1 )   PDF(1597KB) ( 6 )  

深化自然资源领域的生态综合执法改革是不断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尽管各地已经探索出了“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污染防治+陆地生态保护”等改革模式,但仍然存在执法职权范围的边界界定不清、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的分合把握不准、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不畅、陆海生态执法的统筹推进不力等诸多现实难题。完善自然资源领域的生态综合执法制度需要进一步厘清执法权责边界、规范组建执法队伍、形成各部门协同推进自然资源领域执法改革的格局,并加强自然资源领域生态综合执法的陆海统筹与立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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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内监督的创新发展
王翠芳
2020 (3):  97-102. 
摘要 ( 43 )   HTML ( 3 )   PDF(1268KB) ( 17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条党的建设的主线,坚持战略思维、问题导向、创新引领,以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历史使命、推动自我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高度和宽广视野谋划布局党内监督,聚焦党内监督重点,突出党内监督重心,完善党内监督格局,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优化权力结构、推行党务公开、健全制度法规,不断推进党内监督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党内监督在布局定位、重点指向、生态保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开创了党内监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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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探析
魏志奇
2020 (3):  103-110. 
摘要 ( 30 )   HTML ( 2 )   PDF(1639KB) ( 9 )  

政党的社会号召力是一个多向度的复合型概念,主要由凝聚能力、影响能力、服务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等构成,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以独立且交互的方式影响政党的社会号召力。用理想信念凝聚人民,用先锋队旗帜引导人民,用奋斗目标感召人民,坚持人民立场服务人民,以严密的组织体系组织动员人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社会号召力的多维度来源。新时代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要充分发挥共同目标愿景的感召作用,以党的自我革命为着力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以走好群众路线为保障,以顺应时代变革为抓手,确保党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引导力、服务力、动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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