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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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李君如

2017 (1): 5-5.

摘要 ( 1460 )

PDF(727KB) ( 567 )

发展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得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现实要求我们把握总体布局,适应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下夺取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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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短板和问题

辛向阳

2017 (1): 10-15.

摘要 ( 1490 )

PDF(1040KB) ( 573 )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面临一系列短板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高血压”的病症、收入分配上存在着“瀑布落差”、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等等。短板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短板、转型中的矛盾,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为此,要完成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也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破除各种障碍;要贯彻好“五大发展”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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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主线和框架结构

肖贵清, 田桥

2017 (1): 16-22.

摘要 ( 1318 )

PDF(1169KB) ( 708 )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总称。国家治理是贯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主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党内治理等维度,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么治理国家”这个时代课题所作出的科学解答。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主题,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为路径方略、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方案,以人民主体为根本价值立场,构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基本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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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融合

金民卿, 李张容

2017 (1): 23-30.

摘要 ( 992 )

PDF(1250KB) ( 616 )

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是两种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社会理想,二者既有本质性差异又有特殊共通性,它们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共时态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同时受到两种社会理想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理想建构的过程中,把两种社会理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要义,又融进了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元素,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融合的具体路径和特殊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和逻辑依据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它又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融合的当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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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7 (1): 31-36.

摘要 ( 1073 )

PDF(913KB) ( 361 )

生产力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产目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行为分析基础,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念基础。在这些范畴基础之上,马克思构建了宏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人民主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人民主体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明确了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揭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夯实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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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背景下劳动关系的变化趋势与政策建议

张翼, 汪建华

2017 (1): 37-44.

摘要 ( 1066 )

PDF(1543KB) ( 480 )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主要呈现出工人就业“短工化”、矛盾纠纷“频发化”、行动诉求“短期化”的新趋势。实体经济转型的困境、欠薪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工人群体代际构成的变化等,共同催生了当前劳动关系的紧张趋势。为将各项相关矛盾管控在安全范畴,研究建议：应从经济保障、制度健全、舆情监测等方面完善劳动纠纷治理体系;从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和管理成本而非劳动力成本的视角,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工会基层组织的维权机制,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基于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征,简化司法程序,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效化解可能衍生的各类劳动关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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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治理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改进

范和生, 唐惠敏

2017 (1): 45-53.

摘要 ( 1132 )

PDF(1483KB) ( 813 )

农村贫困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议题。与传统贫困治理模式不同,精准扶贫具有更强的实践导向性和制度针对性,是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根本之策。然而,精准扶贫在农村贫困治理中也存在诸多困境,有必要对精准扶贫政策加以改进：改革精准识别的制度掣肘,把握精准施策的技术靶向,锻造精准扶贫核心力量,完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机制。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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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兰旭凌

2017 (1): 53-58.

摘要 ( 1059 )

PDF(994KB) ( 712 )

当前,如何客观准确地分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并对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方式进行规范、改进和约束,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需要研究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在详细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四个阶段（计划、甄选、实施、评价）所面临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意识、机制、能力、氛围四个方面的对策举措,即增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能力、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评价机制和培育和提高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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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与伦理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

肖群忠, 杨建强

2017 (1): 59-63.

摘要 ( 1363 )

PDF(910KB) ( 581 )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归根到底在于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以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系统,以及看待世界与事物的独特思维方式等的自信,在于对这些中华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核心理念和独特的精神气度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对人类、民族和国民的价值和可能贡献在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引领人类的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凝聚价值共识,培育民族精神;赓续礼仪之邦的传统,塑造现代公民和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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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国家纪念仪式在涵育核心价值观中的载体功能

田旭明

2017 (1): 64-68.

摘要 ( 1053 )

PDF(970KB) ( 396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充分发挥国家纪念仪式的载体功能。国家纪念仪式凭借其高尚的道德资源凝结,神圣且宏大的场景和氛围,强大的国家认同、精神凝聚和社会动员功能,以及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依托这种高尚且神圣的载体传播核心价值观却面临着仪式本身固有局限、商业化和娱乐化色彩渗入、时效不易持续、社会不良心态影响等困境。为此,必须从仪式本身设计、情感和氛围渲染、外围保障、群众参与等方面探寻有效的化解之道,从而提升依托国家纪念仪式涵育核心价值观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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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社会治理中的信任重构

徐尚昆

2017 (1): 69-75.

摘要 ( 997 )

PDF(1272KB) ( 563 )

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加剧了风险社会的出现,社会失范是转型期的普遍社会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因此必须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探讨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分析现代社会风险来源,提出了普遍信任是现代秩序扩展和社会治理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从信任来源的理性、心理和文化三个向度探讨了普遍信任重构的路径选择,即增强规范的公正、透明与持久性,形成信任的理性预期;通过公平分配实现社会共同体感,形成信任的心理基础;促进信任良性循环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信任的文化共识。一个运转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定是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基石的,重构社会普遍信任,既是现代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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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李建国, 周文翠

2017 (1): 76-80.

摘要 ( 921 )

PDF(999KB) ( 389 )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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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用途的整体性管制及其制度设计

施志源

2017 (1): 81-87.

摘要 ( 1143 )

PDF(1086KB) ( 601 )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改变自然资源用途管制过程中各自为政的局面,着眼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一体保护和国土空间的整体规划,推进自然资源用途的整体性管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用途管制与自然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关系,理顺自然资源用途管制中的央地关系,协调好自然资源用途管制“权力”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利”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要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用途管制主体制度,明确自然资源用途管制的总体思路,健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资源用途管制的配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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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方世南, 戴仁璋

2017 (1): 88-93.

摘要 ( 1170 )

PDF(943KB) ( 632 )

建设海绵城市是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一场重大绿色变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城市提高生态治理和生态智慧水平,确保城市绿色宜居和可持续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和人口均衡型社会,都突出了海绵城市建设的价值意蕴。目前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体制、规划、管理、执行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确立先进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创新海绵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的主攻方向,同时借鉴国际海绵城市建设的经验,从而确保海绵城市建设的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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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较研究

杨德山, 刘进伟

2017 (1): 93-99.

摘要 ( 1148 )

PDF(1226KB) ( 601 )

两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都是旨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但两者因诞生的时代环境不同,针对的突出问题不一,因而侧重点有所变化。通过对新老准则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基本史实,说明其差异性及其原因,并初步总结老准则贯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学习贯彻落实好新的内容和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老准则对比,新准则则在目标倾向方面,更加注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点明重点群体,强调垂范作用;强调理想信念和党群关系,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突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结合老准则实施状况,贯彻落实好新准则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认真学习准则活动,必须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始终把准则当“准则”,必须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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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界定探析

王久高

2017 (1): 100-105.

摘要 ( 1365 )

PDF(961KB) ( 575 )

通过系统梳理“党内政治生活”的源流,指出随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党的建设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内容,如何科学界定“党内政治生活”内涵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与实践、“1980年准则”与“2016年准则”和习近平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系列论述等四个尺度的基础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内涵界定为：无产阶级政党为构建党内良性政治生态和实现政治路线,对其组织及其成员严格要求坚持和履行党性的一种行为规范和政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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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

刘汉峰

2017 (1): 106-112.

摘要 ( 1397 )

PDF(1084KB) ( 622 )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是以习近平为同志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阐明了以坚持政治领导为核心的党内生活的根本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历史使命与实践规律的有机统一;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范畴下的理念、方向与关系;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方针和实践特色。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要创新体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实践载体,要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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