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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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 唐爱军

2017 (2): 5-10.

摘要 ( 1760 )

PDF(973KB) ( 559 )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想信念理论体系，可以从五个层面把握其丰富内涵，即“要素论”：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功能论”：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话语表达论”：回答“如何说”的问题；“方法论”：回答“怎么做”的问题；“认识论”：回答“如何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问题。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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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厚滋养—— 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郭建宁

2017 (2): 11-14.

摘要 ( 1395 )

PDF(684KB) ( 952 )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特点和显著特征。敬畏历史、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是借鉴与汲取治国理政经验的宝库。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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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根基与传承维度

双传学, 阚亚薇

2017 (2): 15-21.

摘要 ( 1779 )

PDF(1141KB) ( 64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有机统一体，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高度契合又一体相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关联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其“特”之根基所在、精神命脉和内源性动力。体现人类理想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思想理念、既与传统相系又与现代相接的传统美德和反映道义高度及美学追求的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三大核心要素，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切入点。但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调和关系，而需要在历史维度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在现实维度上梳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在发展维度上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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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

杨生平

2017 (2): 22-27.

摘要 ( 1694 )

PDF(881KB) ( 754 )

发展是以经济为龙头联动社会各方面因素协调发展的过程，它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制度发展等多个层面。对发展观意义与内涵的理解，既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考虑到特殊时期的特殊规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以及国际先进经验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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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全球化下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与中国对策

王跃生, 李宇轩

2017 (2): 28-33.

摘要 ( 1136 )

PDF(972KB) ( 782 )

传统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固有矛盾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与危机，进而引发世界经济长期萧条和“逆全球化”思潮。然而，“逆全球化”根本违背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运行大趋势，不可能支撑世界经济增长。因此，重振世界经济增长需要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化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将呈现制定权博弈集团与一对一并存、高标准与差异化双轨并存、区域化对全球化一定程度替代三大新趋势。我国因应国际经贸规则演变新趋势，一是善于与发达经济体博弈，改革与调整既有国际经贸规则；二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合作，构建差异化国际经贸新规则；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建区域化国际经贸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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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拓展机理探究—— 兼论“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构想

杨静, 徐曼

2017 (2): 34-40.

摘要 ( 1448 )

PDF(1142KB) ( 776 )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开放性、依赖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其进行全球经济掠夺、建立霸权体系的工具。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是一种资本向外扩张的、灵活的资本积累体系，将不同空间内的资源、劳动力和资金进行重组和分配，在跨国公司、国家、国际组织构成的“权力三角”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不断地进行空间拓展。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利益格局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一带一路”正是构建公平开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契机，是在“权力三角”的推动下，面向国家、面向全球的重要合作平台。探究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拓展机理将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对构建普惠各方、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提供指导建议，还有助于改善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弱势地位以及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平台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向更公平、合理、开放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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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业4.0”对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启示

高歌

2017 (2): 41-47.

摘要 ( 1246 )

PDF(1204KB) ( 2120 )

“工业4.0”是德国高科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蕴育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大环境，体现了以制造业为产业体系基础的战略导向，以更高标准塑造高效有序优质市场、优化制造企业发展环境，是一种集思维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系统创新于一体的生产服务全过程创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制造企业发展面临问题如发展环境不佳、核心技术缺失、企业生产设计能力差等进行分析，并探究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借鉴德国“工业4.0”战略，我国应积极优化制造业发展外部环境，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提升制造业发展整体水平；推动科技型制造类大企业、中小企业共同发力，构筑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附加价值大的智能制造企业体系；提升制造企业智能化、高端化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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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政治危机与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吴波

2017 (2): 48-54.

摘要 ( 1269 )

PDF(1224KB) ( 1128 )

金融危机和民主危机相继发生，表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民主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关于民主危机原因的探讨，都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民主危机和金融危机一起，标志西方资本主义过渡性特征的强化。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坚持与探索，不能离开对当下西方政治变化的思考和探讨，要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刻把握自身的优势，坚定民主探索的自主立场，强化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同时直面民主政治建设的自身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建构与完善，达成新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充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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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安全协同治理的情境与路径—— 基于北京市公众满意度的调查

杨华锋

2017 (2): 55-61.

摘要 ( 1354 )

PDF(1106KB) ( 727 )

食药安全治理是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随着食药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学界普遍应用协同治理或合作治理的理论范式探讨治理变革的规律与路径。通过对北京市公众食药安全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在食药安全协同治理的进程中，公众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远低于对社会参与和市场决定的满意度。通过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行动者的偏好分析与梳理，构建回归方程模型讨论影响公众满意度的因素，发现政府打假力度、药品的疗效、饮食就医环境、医疗服务水平等因素与公众满意度正相关，食药广告的真实性与其负相关。继而结合府际协同、部门协同与公私合作的实践维度，提出改善食药安全境况、提升治理效能的原则性建议，包括提升社会参与中的协同性、政府治理中的协同性和市场决定中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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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结构与法制保障体系的完善

龚刚强

2017 (2): 62-67.

摘要 ( 1277 )

PDF(942KB) ( 901 )

对食品安全实行社会共治的原则，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标本兼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结构包括五组关系：消费者对生产经营者的制约关系、生产经营者内部的监督关系、第三方市场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者的管理关系、其他社会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虽然已经形成，但是一些环节还需大力完善。应当增强食品安全信用系统对消费者的交易指引功能，引导职业索赔人将监督重心放在实质性食品安全问题上，通过鼓励集团诉讼落实各方主体的连带民事责任，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和信息公开中培育消费者的认知和鉴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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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家风“场域—惯习”的运作逻辑——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的思考

杨威, 刘宇

2017 (2): 68-74.

摘要 ( 1198 )

PDF(1095KB) ( 1117 )

优秀传统家风是我国家庭文化的精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基本遵循的家庭伦理秩序、道德风貌和文化风范等。古代家风将宣扬和践行传统价值观平民化，将家庭道德教育实用化，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教育形式。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传承和构建优秀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从布迪厄“场域—惯习”的运作逻辑出发，探讨社会与家庭的场域联系以及家风惯习的运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家风场域与惯习的生成性进行合理分析。当代家风场域的构建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中，使之落细、落小和落实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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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其实践探析

郭清香

2017 (2): 75-79.

摘要 ( 983 )

PDF(1090KB) ( 1045 )

孝作为中华传统美德，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祭祖祈福、传宗接代、善事父母、敬老忠君乃至全德等多重含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孝文化。孝因为过分泛化在近代受到众多批判，但在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美德养成、保障家庭稳定和幸福、促进社会友善与和谐、培育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今天传承和发展孝文化，需要从孝德教育、理论建构、礼俗塑成、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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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关系论的视角

赵孟营

2017 (2): 80-86.

摘要 ( 1048 )

PDF(931KB) ( 935 )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在外部关系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的再认识，只有审慎厘清其本源性问题才能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社区治理实践现代化的本源性问题乃是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如何实现现代化。当下社区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间关系呈现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运行轴心的“葵花式”关系格局，只有突破这种约束条件，才能实现以功能链接为轴心的“扎根式”的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运行格局，社区治理实践将会呈现出新的样态：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和责任关系明晰，社区公共财政供给和分配制度以社区居民需求为核心，不同社区事务的多元化处理机制确立。这就为进一步达成“现代化”共识提供了基础，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基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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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隐形在场”与基层社会治理—— 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田毅鹏, 王丽丽

2017 (2): 87-92.

摘要 ( 1216 )

PDF(1034KB) ( 777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架，单位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隐形在场”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在典型的单位社区场域内，单位的“隐形在场”一般表现为“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三种主要形态。可见，在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下，单位元素虽然开始褪色，但仍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发展进程，对于新时期社区的公共性建构及其功能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单位社区而言，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联，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展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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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探析—— 以中国红十字会医养护“三位一体”实践为例

张韬

2017 (2): 93-97.

摘要 ( 1081 )

PDF(959KB) ( 940 )

医养结合是近几年逐渐兴起于各地的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由于其将养老保障和服务与现代医疗技术与服务相结合，实现了“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养老保障模式创新，已经成为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健康老龄化背景下，以中国红十字会医养护“三位一体”养老服务模式为案例，分析了其实践中表现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扶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医养融合的智能化发展、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四个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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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党的新思路—— 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体会

闫志民

2017 (2): 98-101.

摘要 ( 1237 )

PDF(624KB) ( 969 )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依规治党的重视，全面规划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和要求，充分彰显出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集中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党新思路,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依据。其中，依规治党，必须完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党员干部遵守党规党纪的自觉性，重视党内依规监督；全面治党，要全面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对规范党的政治生活作出全面的制度安排；从严治党，突出表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对党内监督的重视以及把着力点放在领导干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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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党务公开法规化建设

马金祥, 沈传亮

2017 (2): 102-105.

摘要 ( 1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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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公开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是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必然选择，是发展党的基层民主的内在动力。加快推进党务公开法规化建设，是党内法规体系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依法依规，做到有序公开和必要保密相结合、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相结合。推进党务公开法规化建设，积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强党务公开配套制度体系建设，正确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间关系，创新党务公开载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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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

刁世存

2017 (2): 106-111.

摘要 ( 1591 )

PDF(1007KB) ( 612 )

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提升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民主生活会制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认识与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的制度构想与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的逐步恢复与不断发展、十八大以来的坚持与完善四个阶段，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保持民主生活会的制度活力，要增强党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原则，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最终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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