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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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

郝立新

2015 (6): 5-5.

摘要 ( 2305 )

PDF(710KB) ( 995 )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新阐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新发展。要把握“四个全面”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从三个规律的高度来理解“四个全面”的科学性。“五大理念”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总结、新概括,是中国发展理念的新发展、新升华。“四个全面”和“五大理念”是内在统一的。“四个全面”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主要矛盾,强调认识和实践的全面性、完整性;“五大理念”关注的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发展过程的内在要求、科学原则和价值诉求,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路径展开,强调了发展的综合性、多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个全面”是“五大理念”的战略统领,“五大理念”是“四个全面”的具体展开或延伸。“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社会发展确立了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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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徐崇温

2015 (6): 10-15.

摘要 ( 1959 )

PDF(895KB) ( 692 )

在探讨中国经济成功、中国奇迹出现的原因时,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高度上,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进行总体把握的高度上,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理念和道路途径层面的高度上,去把握关键性的决定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能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本质,坚持共享发展;中国实现科技创新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创新发展。归结起来, 它们都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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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

杨煌

2015 (6): 16-20.

摘要 ( 1662 )

PDF(718KB) ( 1283 )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富有时代气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向未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持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又要脚踏实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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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金民卿

2015 (6): 21-27.

摘要 ( 1576 )

PDF(1016KB) ( 904 )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这两方面尝试都没有成功。近代中国面临着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双重任务,但两方面的内生性重建都没有完成。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但是这两个向度在实际发展中却不均衡,政治向度成功推进而文化向度明显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意识形态性突出而文化性内涵不足,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的畸形发展,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为此,必须不断深化二者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即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建构形态完备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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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视域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问题探析

魏晓文，　苏杭

2015 (6): 28-33.

摘要 ( 1522 )

PDF(829KB) ( 1171 )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既是对执政党治国理政过程的政治监督,也是民主党派作为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强化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关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监督体系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培育必要的政治文化土壤、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前提在于准确定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独特优势,关键在于明确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此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构建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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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改革中的地方自主性扩张研究

潘同人

2015 (6): 34-39.

摘要 ( 15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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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改革的政治逻辑是以地方自主性扩张为特征的央地关系调整。在“自主性红利”的驱使以及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地方政府分别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权力层面扩张自己的行动空间,以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改革也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转型,推动地方政府从企业式政府转向协会式政府,促使地方增长联盟发生扩张与重构,有利于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间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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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的价值及培育

耿瑞珍

2015 (6): 40-44.

摘要 ( 1722 )

PDF(762KB) ( 608 )

法律信仰具有实践性、科学性与指引性的理论品质,它不仅体现了法治的精神意蕴,而且沟通了法治与德治的共同追求——和谐社会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德法互济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在法治与德治新形势下,法律信仰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有利于社会价值秩序的重构,并成为现代公民品格的重要体现。法律信仰的培育,需要通过价值认同机制、社会环境营造机制和法律实践机制三个途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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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

杨生平

2015 (6): 45-51.

摘要 ( 1665 )

PDF(992KB) ( 890 )

话语是指通过对同一事物不同表达所形成的陈述系列整体研究后提炼出的关于这个事物的书写或言说,可分理论与科学等多个层次,在受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形成后会以一种实践力量影响人的行为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全面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以尊重话语形成规律的方式,做到建构与控制、社会实践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统一;同时运用适合的交流与宣传方式和形式,以此形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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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

朱培丽

2015 (6): 52-57.

摘要 ( 1740 )

PDF(1011KB) ( 1253 )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意蕴在于整合社会观念、化解社会冲突。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围堵和市场逐利逻辑的驱动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风险源于日常生活状态非理性的冲动、网络信息覆盖的操纵性、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问题、中西方意识形态的较量等多重因素的纵横交错。理性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价值性品质、批判性重构网络信息和网络流行语、关注并积极回应中国议题、坚持与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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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路径的思考

晏振宇，　孙熙国

2015 (6): 58-61.

摘要 ( 1645 )

PDF(624KB) ( 1076 )

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之路中需要不断深入探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重大课题。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历时性的系统化工程,需要通过历史性诠释、批判性继承、综合性创新和实践性超越四个环节才能完成。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各自侧重于不同的时间向度,其中,历史性诠释更多指向过去,批判性继承侧重于当前社会生活应该继承什么,综合创新与实践超越则主要指向未来文化新体系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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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对转型期社会安全至关重要

吴忠民

2015 (6): 62-66.

摘要 ( 1458 )

PDF(779KB) ( 697 )

对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改善民生是一件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事情：有助于为有效推进改革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合作基础;有助于防止社会矛盾趋于恶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期发展历程表明,民生问题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往往会表现出如下情形：形成民粹主义式的抗争;使多种严重的社会矛盾捆绑在一起;妨碍现代政治建设进程的推进;易使经济滑坡成为加剧社会不安的直接诱因。在中国现阶段,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努力程度同社会的安全程度成正比关系。因此,要积极推动改善民生,关键做好两件事情：一是把握好公共投入优先顺序;二是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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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死亡社会学的思考：现状、进展与展望

陆杰华，　张韵

2015 (6): 67-74.

摘要 ( 1871 )

PDF(1246KB) ( 1339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死亡相关的议题长久以来属于禁忌或被忽视。不过,随着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性的诸多特征促使着人们开始逐渐重视与死亡相关的诸多议题。同时,伴随着快速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与死亡相关的研究更加凸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首先,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死亡的社会性特征以及社会学视域下死亡问题的研究内容。其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侧重考察了死亡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挑战。最后,基于现有相关研究的薄弱性,对中国死亡社会学未来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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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空间”下的地方认同及其建构意义

王志刚

2015 (6): 75-79.

摘要 ( 1585 )

PDF(758KB) ( 731 )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流动”成为事物的基本特征。就空间形式和过程而言,“流动空间”逐渐取代地方空间成为主导性的空间形态,表征以具体地域为载体的社会文化,与那些继续支配着社会但却不受其自身控制的流动性权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脱落。反全球流动权力的各种社会运动,则以重建自身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为目标,借助文化编码的方式来对抗持续进行的信息化过程。基于权力流动与认同抗争的双重逻辑,中国作为全球流动权力视野下的地方,在建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民族认同的同时,将环境、女权、宗教、农民工等形形色色的认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连接,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重大战略举措,在地方的意义上建构“另一种流动空间”以破除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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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三维化”诠释—— 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问题理论为例

曹顺仙

2015 (6): 80-86.

摘要 ( 1311 )

PDF(934KB) ( 1397 )

自然—人—社会及其相互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的逻辑起点,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基于自然、人和社会的“三维化”思维达到了对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界定和正确认识,提出了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两大思路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破解生态环境问题“三维化”终极追求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面内在统一,在本质上,自然主义是强调遵循规律而非自然权利或自然价值的科学主义,人道主义是强调以人为本、遵循人性发展规律的人文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共产主义则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自觉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社会。“三维化”诠释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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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考核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与角色规范

张劲松，　杨书房

2015 (6): 87-93.

摘要 ( 1286 )

PDF(1169KB) ( 566 )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既带来了经济迅猛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中国需要经济持续发展,更要经济转型以适应环境承载力的要求。在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共同作用下,中央政府开始积极进行生态政治化进程中的主动调试,出台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办法》,以激励地方政府低碳建设的积极性。然而,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仅从形式上保持与中央政府一致等方式象征性执行,或通过数据造假等形式规避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一执行偏差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上的分歧。分税制的实施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以及讨价还价的能力,监管有限与问责失灵则为地方政府的消极应对降低了风险。其化解需着眼于地方政府工具理性的价值回归、央地共容利益的建构以及环保问责制度的可行化与清晰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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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的领导干部修身观

孙迪亮

2015 (6): 94-100.

摘要 ( 1731 )

PDF(1170KB) ( 1029 )

习近平的领导干部修身观,是一个涵盖修学、修德、修心、修行等四个层面的内容严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修学是修身的前提基础,修德是修身的逻辑起点,修心是修身的关键环节,修行是修身的根本归宿。关于修学,强调要重视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全面系统性和现实目的性;关于修德,强调要通过“三学”“三慎”,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关于修心,强调要真正“心”中有“信”,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奉、对党的坚定信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关于修行,强调要举止得体、行为端正,养成和保持“勤”“敢”“实”“善”的工作作风和“俭”“雅”“净”“严”的生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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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性教育“四个统一”的历史经验

谭虎娃

2015 (6): 101-105.

摘要 ( 1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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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取得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重要学习和借鉴价值的“四个统一”经验：在理想信念教育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始终保持革命本色,使党性与阶级性相统一;在革命前途教育上,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使得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在党的根本宗旨教育上,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以民为师,以“人民解放”为己任,使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在改造世界教育上,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不仅“昂首望天”,而且“眼睛向下”,使党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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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制度创新探究

孙亮，　张正光

2015 (6): 106-109.

摘要 ( 1384 )

PDF(644KB) ( 729 )

党内巡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古代中国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探析十八以来党内巡视制度在顶层设计、基层路径、巡视主体、巡视客体、巡视对象、巡视内容等五方面的创新,有助于巡视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推进,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党情的党内监督制度,最终建构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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