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减贫经验的梳理，总结了新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经验和伟大成就。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保障减贫事业的有序进行；科学制定不同阶段的土地政策；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制定了适应于时代发展的扶贫战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形成减贫的保障机制；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并免除农业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赋予了生产力新的内涵，新质生产力恰好能够反映新一轮技术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趋势。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进数实深度融合的深度和广度，破解其面临的融合困境。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体现在：在技术层面，新质生产力作用于产业主导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缩小企业、产业和地区之间的技术鸿沟，拓宽数实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在产业层面，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传统产业、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新型实体企业；在社会层面，新质生产力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在生态系统层面，新质生产力为数实深度融合奠定数字化产业生态基础、构建全要素生态体系、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培育符合新质生产力的人才，使新质生产力成为推进数实深度融合的内生驱动力。

数字经济改变企业发展环境、产业业态及竞争形式，呼唤理论创新以加强认识并引导规范发展。从数据、信息、组织方式和市场竞争四方面，探寻数字经济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并建构一个数字经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第一，数据要素被纳入生产函数，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方式由函数转向算法与函数并行，机器呈现人格化倾向；第二，信息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平台成为信息发布主体，人们需要在过量信息中识别专用信息、在虚假信息中识别真实信息，同时信息茧房问题凸显；第三，平台兼具市场和企业性质，相关契约的流动性、空白和隐匿领域增多，数字生态系统推动契约关系技术化，但导致契约的不完全程度提高；第四，竞争机制改变，更多依靠数据机制而非价格机制，由企业间竞争变为平台内部经营模式的竞争、平台间竞争以及数字生态系统间的竞争。相关结论对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规范数字经济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具有正负两方面外部性，其引发的数据风险不容忽视。基于人工智能运行原理及其数据治理新技术，总结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四大数据风险：数据安全风险、数据偏见风险、数据污染风险、数据垄断风险。人工智能向好发展需要找到技术应用与数据风险隐患间的平衡。根据所总结的数据风险，发现目前人工智能数据风险治理中面临数据安全和数据保护理念落后、技术发展与治理体系构建不同步、现有治理模式难以适用、治理主体不明确等难点和挑战。对此，建议从顶层设计出发，强调技术性监管、事前事后监管并重，明确人工智能数据风险主体责任，建立适应性、敏捷性、包容性相结合的多层次数据风险协同治理体系。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且未来有加剧趋势，由此导致的气候风险不确定性将会增加，这无疑会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迫切需要遵循减缓和适应原则，大力发展气候韧性农业。基于与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绿色农业等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首先，对气候韧性农业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剖析了其蕴含的适应性、持续性、抗逆性、基础性、低碳性等内涵特征；其次，从气候变化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视角对气候韧性农业进行了理论阐释；最后，从系统谋划农业布局、筑牢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夯实技术支撑体系、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健全政策保障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气候韧性农业发展的推进策略。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是为贯彻《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首违不罚”条款而在环境执法领域形成的一项具体制度装置，该装置在环境监管实践中的运作既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利益冲突衡平之结果，又是惩戒威慑与教育激励互动融合之产物，同时构成规则主义与便宜主义有机结合之写照。由于现有规范对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立法肯认仅停留在笼统模糊的原则性规定上，这使得该项制度在环境执法实践中的应用面临各要件规范意涵尚不明晰、程序保障事项付之阙如、裁量基准自我约束机制系统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隐忧。对此，建议从以下进路入手来实现对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规范重构：第一，通过对事实发生与规范评价的双重关照、危害后果评价制度的设定、双重因素的综合考量以及效果裁量空间的拓展，以厘清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适用界限；第二，探索生态环境“首违不罚”的适用程序，包括启动程序的明确、简易程序的变更、留痕管理程序的设置、说明理由程序的引入以及教育履行程序的细化；第三，通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与执法监督机制，以化解生态环境“首违不罚”裁量基准自我约束机制系统缺失的问题。

有关数据显示，作为个体化生育行为标识性特征的终身不婚、终身不育和非婚生育的比例都处于5%以下的低水平，其内在原因是人们在婚姻目的、性别角色方面的传统家文化观念依然牢固，传统生育文化在提升中国生育率方面依然存在潜力。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下，初婚年龄推迟、家庭形式多样化，这些婚育行为的变化并非完全是由生育观念变化引起的主动选择，外部环境导致的被动改变是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在年轻的代际里有更加明显的增长趋势，未来存在着从被动生育行为向主动生育观念转变的可能性。在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新形势下，把握传统生育文化基础依然稳固这一时间窗口，实施有效提高生育福利、降低婚育养育成本的生育支持政策，同时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趋势，营造包容性的生育友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建立全社会的福利制度、促进形成生育价值多元化的心态与观念，将有助于缓解目前持续低生育率状况。

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出更高要求，催生了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出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在锻造强大政党能力赋能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以自我革命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进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标定了以政党治理现代化跳出历史周期率、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指向，深刻彰显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使命的主体自觉和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精神品格。新阶段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锚定政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充分运用治理理念、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把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合规律性要求同政党能力提升的合目的性要求统一起来，聚焦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全要素协同、全体系支撑、全方位发力、全流程覆盖中不断提升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于对监管效果的现实需求，互联网平台的主动型监管机制逐渐兴起，由此形成被动型与主动型共存的双层监管机制。主动型监管机制虽然弥补了被动型监管机制中互联网平台在主观能动性层面的短板，但是也呈现出互联网平台与传统治理主体之间治理压力分配不均以及互联网平台法律责任承担的明确性不足等实践困境，制约了主动型监管机制的效能发挥预期。作为主动型监管机制背后的运行依据，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以及数据治理理论为此困境之化解提供了指引。为推动双层监管机制的法治化落实，不仅应理性分配监管义务，还应建构类型化的看门人责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