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是村民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的空间，村民本体性安全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稳定器与深层目标。通过借鉴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以浙江省长兴县“未来乡村”数字化治理实践作为案例，探讨数字治理如何促进村民本体性安全的再造。“未来乡村”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一定程度上关照到村民的主体价值，为村民本体性安全再造提供了数字化可能性，并且形成了维持外部稳定的制度路径、增强周边环境控制感的关系路径以及重塑乡村和自我价值的内在路径。数字化治理不但提升了乡村治理效率，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而且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减轻村民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的焦虑。

伴随社会发展，城乡融合的理念从强调城市发挥主导作用转向强调乡村社会的主体性，逐步发展出城市带动式、城乡联动式、乡村驱动式的思路。结合对某县案例的分析，这三重思路分别指向了解决过往城乡二元体制遗留问题、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和面向未来布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这些实践相互交织、叠加，从时间维度上解释了各地城乡发展症结各异的缘由。因而，城乡融合发展须遵循将三重思路动态贯通的实践路径，应进一步理顺基层的条块关系，建立各主体相配合、各机制相协调的治理体系，避免陷入由城市主义与田园主义主导的前置预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柔性力量规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引领，促进现代化社会转型，为公民提供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是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并促进其持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需要强化制度保障、思想引领和理论阐释，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在国家、社会和公民层面形成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价值动力与活力源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也使其面对独有难题。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巩固优势、解决难题的关键所在。在党内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既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纪律建设取得实效的先导性条件和基础性保障。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要善于运用系统观念，统筹探索有效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将大党优势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合力加强党纪学习教育；二是聚焦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整体强化党性教育、党风教育、党纪教育；三是着眼提升纪律建设整体效能一体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党纪体系完善和党纪监督执行。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和就业优先战略，为县域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明了方向。研究表明，当前县域劳动力技能出现了分化的典型特征，不同技能劳动力产生差异化的就业流向，导致县域高、低技能双元劳动力流失，县域空心化问题突出。具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流向“扶梯区域”寻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低技能劳动力试图就近市民化，但因技能不足处于零工化状态，或在农村地区待业、失业；在县域稳定就业的大多是中等技能劳动力，县域就业活力不足。双元劳动力扩容需要着力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发展空间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探索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县域高质量充分就业路径。双元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能够以“聚人气”式发展促进县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实现乡村振兴、县域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日益显著。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就业的高效性、稳定性、平衡性、发展性和丰富性提供了新动力。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强大的就业提质扩容效应，亟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灵活就业规范管理的数字化体系，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健全支持体系稳住重点群体，构建新型劳动保护规制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以精妙算法、强大模型为基础，通过学习大规模数据集生成新的内容的新型人工智能。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潜藏着动摇版权规则、危害数据安全、升级网络犯罪技术等多维度法律风险。这些风险对既有的刑事主体资格认定规则、刑责分配规则、刑事制裁体系有效性造成了系统性挑战。根据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数据链式聚合性与总体不可计量性的算法特性，应当贯彻“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有条件地确认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准刑事主体”资格；运用“容许风险”理论，构建“积极+消极”的双层次刑事责任归责架构；以“日常管理模式型”事前刑事合规消解ChatGPT刑事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以“技术规制”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本体的刑罚制裁体系。

环保信用是信用主体因其生态环境领域的行为表现而获得有关主体信任的资本。我国环保信用的制度化肇始于生态文明建设对强化环境规制的需求，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放管服”改革的深化而不断完善，形成了由环保信用信息归集、信用等级评定、评价结果利用组成的制度体系。其通过监管后设促进环保信用主体强化自我规制，利用风险测算帮助环境监管者实现精准施治，并采用联合奖惩填补市场在环保领域声誉惩罚的失灵，实现了环境规制系统的整体优化。不过，环保信用制度目前的法治化程度不高。须要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至少提升至部门规章层级，在其中添加信用修复和信用评价指标动态更新的有关规定，并对信用奖惩措施的“法源”展开评估与修订，针对地方环保信用的碎片化问题引入协同立法机制，方能在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共同优化环保信用制度的法治化水平。

平台是一类具有复杂的内部法律关系、规模化且深层次的组织管理权力和强营利属性的新兴经济与社会主体。平台的法律治理应在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指引下，综合考量规制、激励和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应的法治建设。当前，我国平台的法律治理在平台内利益分配、平台履行监管义务、公共产品供给三大核心问题上存在突出的困境。应以公平分配为核心，解决平台与平台内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冲突；以明确平台法律责任和在平台内植入内容治理样本为核心，激励平台自我合规，解决平台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怠于履行或选择性履行对利益相关群体的监管义务问题；以信用评价和纠纷解决为核心，完善平台法律治理中的公共产品供给。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临终医疗难题成为中国政府和家庭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理论视域，阐明了老龄化、残病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所引致的老年临终医疗嬗变，揭示出我国老年临终医疗过程中演化出的诸多困境与挑战。临终关怀理念缺失、家庭亲身尽孝困难、临终生命质量不高、医疗经济负担繁重等因素制约着老年临终体验和死亡质量的改善。为此，家庭、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形成多元共治和积极应对的合力，以共同促进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

Z世代通过圈层化聚集实现共同在场、通过符号构建实现圈层互动、通过情感共享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由此实现亚文化的意义构建和价值生成。通过构建局部情境的圈层化互动，Z世代实现了自我确证和社会认同。通过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的再造，Z世代建立起了排除圈外人的符号壁垒，营造了一种风格化、碎片化和娱乐化的符号景观，实现了亚文化的展演。从对仪式“神圣物”的共同关注中，Z世代形成了密切的相互关注和节奏连带，实现了集体的狂欢和情感能量的生成，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构建了新的关系模式并实现了亚文化价值的生成。